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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校长在1998年5月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大学应该成为打扫这个日益发达的物质世界的重要力量……尽管大学与社会不可能完全分离，但是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用良知批判社会。”在这次会上，与中国大陆大学有着相似背景的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的发言则说：“过去几十年，台湾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相对于这些大学忧虑，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则表现出极大的乐观。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说，大学应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科技大学校务主任汤洪高说，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接轨。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王金华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在大学校长论坛的演讲合集上，相比较于西方著名大学校长的发言，中国大学校长的讲话对我们的大学理想有了一个清晰得令人心寒的表白——大学毫无原则地适应社会。

人格力量的教育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枯萎，即使在我们大声疾呼“素质教育”，大叫如何进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依旧没有关注到学生的个人发展，所谓素质教育创造性培育，不过是把这些年轻人看作一样可以更快产出经济效益的工具。我们的教育家在不断呼唤，我们应该培养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因为他有创造性，他可以让自己的财富到达一千亿以上。在这些人所看中的不过是比尔·盖茨这样的金钱标志符号。真正的大学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的。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应满足于培养伟大的人物，尽管大学里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这种教育使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能有一种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就在我们的大学还未意识到大学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大学生培养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人力资本论”又把学生打入工具行列。在这个时代，知识经济成为教育界最时髦的口号，而科教兴国再次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是为具体事物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学生或者教育本身而存在。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在1959年，发表了有关理论的第一篇论文《人力投资——一个经济的观点》。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论文与讲演中，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强调，传统的经济理论仅仅包含了生产资料和货币，而忽视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能力。如果忽视人的能力，经济增长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在这个倾向于数字结论的经济学家眼力，人力与物力是平行关系，他在论文中写道：“（教育）主要是一种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个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是类似于普通耐用消费晶的消费品，另一部分是生产物资。所以我主张将教育看作一项投资，将其结果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

但是，显然教育对利益的重要作用，在50年代之后被迅速地失去控制地强调，原因是科学技术在经济中占用越来越大的比重。加里·贝克尔在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估计，大学四年的投资，按一名男性毕业生的平均工龄来看，每年可得到大约13％的利益。这一估计与马克卢普的看法遥相呼应：“大学毕业生同高中毕业生相比有更大的赚钱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迅速被异化成一个争取未来利益的场所，教育中关于人的要求因素被大大忽略。这也衍生出一个学历社会，专业证书成了被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追求，几乎进入一种盲从阶段。MIT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1972年著文认为：“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人们发现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保护他们目前的收入。如果他们不提高，别人会提高，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目前的工作不能再得到什么。教育成为一种好投资……是因为如果别人受到教育而他们没有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保证未来的收入。实际上，教育成为保护人们‘市场份额’的一项必要的保护性开支。”丹尼尔·贝尔等“后工业社会”的鼓吹者也一样，他们都把大学视作科技的产生地，经济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学等研究机构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社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大学可以不断产生新的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