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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心。由于艾黎扎与其他学者隔绝了，所以在《塔木德》中很少关于他创造才能的描述。

萨缪尔森在回忆自己的经济学之路时，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客观地写道：

对于拥有一切的人，神仙还能给他什么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济分析基础》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1948年畅销教科书《经济学》时，是这么介绍他的：“萨缪尔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财富了。”不久之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即可闻到燃烧房地产抵押证明的烟味。不止于此，加尔布雷斯在《财富》的一篇书评中曾预言，新一代将从《经济学》中了解经济学，结果是被言中了。有人听到萨缪尔森曾自满地说：“只要我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别人去拟定吧！”威廉·巴克利在耶鲁大学抨击这本教科书亵渎神灵与人，结果反而为它营造了全新的声势，世界各地的销量也一路飙升。

我再三反对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点，老农们常说，点滴之水都有帮助，说着就朝池塘吐口水。一个人应尽力去做他前面最急迫的事，即使做了之后没有什么回报，也应尽力而为，这是最佳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你也许会碰到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让你的回报又与日俱增。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如果他也能赏赐给我们一些珍珠宝石，经济学一定会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起詹姆斯的话——如果他生来就有一瓶香槟，应当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回答说：“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有一次我问和我交往甚密的统计学家弗里曼：“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他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则可以考虑。”我喜欢这一回答。我曾证明，没有谁会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无论后来的学者对此再怎么发挥，以及在较早的文献中找到类似的先例，都没有改变我沉浸其中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方式，就当时来说，足以为当时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

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写道，“在平等中加进一些理性，在效率中加进一些人性”，这是二者之间躲不开的替代关系。而萨缪尔森称由此产生的妥协为“有心灵的经济学家”。他还补充说；自己梦寐以求的是使经济学成为“有头脑的经济学”，上述言论则表达了萨缪尔森的头脑和心灵。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知识和技能本身并不能使人类具有崇高生命。人类有充分的理由将高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告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尽管只是确立了一个社会的理智风气，但却是智慧确立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据《圣经》所说，心灵是智慧的源泉。心灵形成人类的特征，细化人的情感，丰富人的精神，也使人能接受各种变化。正如《箴言》的作者所说，“智慧之心择善事之。”智慧之心对世界上的弊病也是敏感的，因为这样的心能唤起助人为乐的风气，也能唤起人们对穷人的需要和苦难的关注。因此，萨缪尔森希望经济学仍然是一门道德科学，②　（）也希望经济学家渴望拥有智慧之心，即便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在科学的领域。这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

萨缪尔森认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接受经济学的基本训练。意见的反对者，应该比赞同者更需要接受学术方面的训练。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首先要成为一名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意见领袖”。这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享受，而且要成为一名不抱任何偏见的专家，客观地对待经济问题和残酷的现实，确实需要一个冷静的头脑。“一个博学多识的人一定能够造福于人类和社会——这是我要求学生们永远不要忘记的。”在萨缪尔森的心中，经济学不仅非常有用，而且是一张愉快的通行证，宛如凯恩斯的香槟，带给人类无穷的乐趣。与此同时，在一套复杂但非常有趣的分析体系中，探究可以改进现实世界的问题，充满了希望和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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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的经济学巨人”：弗里德曼（1）

一位著名的诗人弗罗斯特曾写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金黄的林中有条岔路，

可惜我作为一名过客，

不能两条都走，我久久踌躇，

极目遥望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