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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2）

在拙著定稿的过程中，我对关羽失荆州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感到“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襄樊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所以，我在书稿中对这一问题重新作了补充说明，并将原题改为《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由于受宋、元以来的“说书”及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受人关注、最为人熟悉，也最为国人所喜爱的一段历史，而诸葛亮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人物。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均被后人无限夸大，在当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文化”。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诸葛亮既非神，也非圣，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把他高高供奉在神坛与圣坛上。重新解读诸葛亮，就应该将他从神坛、圣坛上请下来，去掉其头上耀眼的光环，以理性的目光看待之。

千秋功过后人评（1）

经过小说《三国演义》甚至《三国志》的渲染，三国中的不少著名人物在世人的头脑中都已基本定型。

例如，魏延就被指天生脑后长有反骨，是蜀汉的叛贼。故成都武侯祠两廊的蜀汉文臣武将众多，而唯独没有魏文长之塑像。而事实上，魏延的形象被极大地扭曲了。蜀汉名将魏延文武兼备，勇略过人，其军事才能堪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相比。魏延提出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谋，看似弄险，其实奇妙无穷。诸葛亮对魏延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故其北伐未能成功。魏延“谋反”说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虽是杨仪，但同诸葛亮的临终遗命亦有密切关系。

再如，吕布在《三国演义》中被诬为“三姓家奴”，但此说亦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吕布传》而来。陈寿对吕布的评价是“轻狡反覆，唯利是视”，如此评判与“三姓家奴”亦相去不远矣。我认为，陈寿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吕布叛丁原投董卓，事出有因，应置于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吕布为人豪爽，性格直率，并无自立为王之野心。吕布还深得部下爱戴，例如，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慷慨赴死，都说明他颇得人心。吕布在大难临头之际，“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亦足以说明他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不然就先降了曹操，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呢？至于他后来“下降”，是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吕布对操言道：“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可见其在言辞间还是有一股霸气的。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他们之间只有利益，没有诚信。见利忘义、反复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刘备、张绣、马超等哪一个不是朝三暮四、反复无常。与他们相比，吕布缺乏的仅是权术和战略眼光，所以才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

至于对三分归一统作出巨大贡献的司马昭，更是被后世目为千古之“罪人”。魏晋禅代没有酿成社会###，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却被后人斥之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野心家、阴谋家。我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基于儒家“君为臣纲”的传统理念，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实际上，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氏取而代之，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另外，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相同的，汉魏晋易代鼎革之际，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极其淡薄，旧的“两重君主观”影响仍然存在，在皇权极度衰落的境况下，大臣极易操纵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马昭之后，南北朝君主纷纷效尤，其夺位手法如出一辙。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赵匡胤也是通过陈桥兵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