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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对这位爱出风头的学生却不怎么顺眼，听钱玄同说。他为了沾点上流社会的关系，还曾偷偷去过安福系的俱乐部。

他又沉下脸瞪了对方一眼：

“没有科学和民主，哪有现代化？真是脱裤子放屁！”

下面响起善意的嘲笑，罗家伦一点不在乎，也跟着大伙笑了起来。

当陈独秀转到李大钊处，这位忠厚之人果然在等他。这些天，陈独秀因忙于《新青年》的编务，实在腾不出精力来关心《每周评论》。从创刊号到头几期稿子，几乎都压在他身上。幸好还有位河北人张申府，拖着高一涵帮着写些稿子，跑跑印刷厂。

陈独秀一见李大钊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就逗趣地说：

“守常呀！你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出笼，人家就骂《新青年》成了苏俄机关报甚至传言我们从苏俄驻华使馆领了不少卢布和赏金呢，把个胡适之吓得躲避都来不及哈哈哈！”

李大钊却笑不出声，他不无担忧地说：

“适之是越来越讨厌谈政治了，我觉得《新青年》同人间已有裂痕。真是令人痛心哩！”

陈独秀毕竟比他了解胡适，苦笑一声说：

“适之并不是不喜欢政治，在美国留学时，他就惊讶西方人的民主和政治热情。一次集会演讲，台下坐满了名教授，大会主席却是位普通的工友。还听他说在一次妇女游行时，他发现最崇拜的杜威先生竟也混迹于队伍中高呼口号。所以说，他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不是你的阶级斗争学说。还有，此公一心想作圣，想开风气之先。他回国时打出了‘讲学复议政’的口号，强调二十年不入政界，不谈政治。这是因为他当时极想进北大，又觉得北大名家答本，与当时的政府也有复杂的联系。一句话，在他眼里，这北大的门槛并不是轻易好进来的。而蔡先生这位老革命党，尽管学术上主张兼容并包，但对教授参与政治却很感冒。像梁启超论学识堪称顶尖人物，但因一味投入政治就决不聘请。他是个聪明乖巧的人，当时这样说是想迎合北大的需要。另外他对北大章氏门徒占上风也有所胆怯，也需要时间来搞一下学术。现在好了，他在学术上已很风光我总觉得这位小老弟的政治热情只是淡了些，他毕竟是一位视民族为己任的思想家。别人只看到他很西化，我却认为他骨子里还是个传统的‘士’阶层。古代的‘士’执干戈以卫社稷，而西方的知识分子只是热衷于学理。胡适只是在等待时机，他的性格决定了今后必然大谈政治。只是他所谈的政治，与我们不同罢了！”

李大钊惊愕地盯着这位雄才大略的兄长，对他的精辟佩服不已。说实话，他们正是因为胡适的因素，才创办了《每周评论》。还记得去年深秋的一个下午，他和周作人、张申府、高一涵几个人聚集在陈独秀的学长室。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著，认为《新青年》出版周期太长，等送到上海印出来新闻也成旧闻了，那位鲁迅先生对此就很有意见。加上胡适的态度，他们想让《每周评论》多谈些时政，出版周期也快。而《新青年》更侧重学术性，多刊登些新文学作品。当时决定创刊号在年底前出版，陈独秀还记得对方的提醒：

“你尽快将明年同人轮编《新青年》的次序公布出来，好腾出精力来办《每周评论》。另外，还得请你写一个《发刊词》，再在《新青年》上做一个广告。”

陈独秀当时有力地搓了搓发僵的双手，爽快地说：

“好！‘读《新青年》不可不读《每周评论》’，我就这样做个广告，行”

陈独秀见守常面容憔悴，心中隐隐不安：

“唉！我是知道一个人支撑一份刊物的辛苦的，听说你连印刷和校对都在自己跑待我安排妥《新青年》，就来帮助你。我已向周氏兄弟约稿了，胡适也快回来了，他总要有所表示嘛！”

李大钊的心里涌出一股暖意，他仿佛又回到不久前那个难忘的夜晚。

那是旧历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他和张申府相约来到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夜完成《每周评论》的最后校对。张申府见陈独秀的《发刊词》对外交前景非常乐观，竟用不屑的口气反驳起来了：

“陈先生讲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主张公理战胜强权的第一个大好人，我不以为然。”

李大钊望了一眼这位河北小同乡，赞许地说：

“这就是仲甫的性格，喜欢想到哪就写到哪。如果引起了争论，那他正是求之不得”

他又想起了陈独秀当年的那篇《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