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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顶中央分开，轻轻飘在前额上。在这幅壁画上，鲍罗廷的脸庞瘦削，坐在这辆赫赫有名的车里他多少显得有些瘦小。他有一种煽动者代理人具有的疑心性格，不免颇为紧张地从车里偷偷打量他周围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的人民认为鲍罗廷漂亮，像一头鹿，但他实际上只有5英尺10英寸。他们把他看作中国革命的独行侠，完全独立掌握着中国革命，但实际上他不过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1923年作为斯大林控制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名代表，被派到中国来指导孙中山。（《走进中国》，第32—33页）

1923年10月，30多岁的鲍罗廷在两名苏联军官的陪同下来到孙中山面前，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辉煌事业。几年来，他曾风光一时，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是被许多中国人仰望与崇拜的俄罗斯人。他直接促成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国民政府迁都汉口后，在世界媒体眼里，他是这里的灵魂，是最神秘、也最值得关注的人，因为他的背后耸立着布尔什维克苏联。

鲍罗廷有他可以自豪的理由。在他的直接引导下，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一直在朝着有利于苏联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是不大注意或者说有意回避。《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一段话读后颇令人感叹：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过去80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国视为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1925年的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即广州沙基惨案——引者注）以后趋于明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6月23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剑桥中华民国史》，第669页）

高潮之中的民众，没有想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的背后，还有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或者，身处浪潮之中，根本来不及考虑，就被冲到了前列。反对英国，而非所有列强，这的确是奇怪的现象。在汉口，有英租界，也有日租界，但民众率先冲击的却是前者而非后者。4月3日，1名日本水兵和1名汉口人力车夫发生斗殴，人力车夫被杀，日租界随即受到愤怒民众的冲击，杀死2名日本人。日本海军陆战队被派登陆，用机枪扫射，打死了9名中国人。为平息事态，国民政府立即下达禁止报复的严格命令。这与对英租界事态的处理和收回，有着明显不同。

写到这里，我才对一些困惑有了新的认识。譬如，我们以往常常乐于提到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过去签订的所有不合理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读读北方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其他民国史就不难看到，在双方谈判中，苏联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北方政府一直在与苏联交涉，希望他们从外蒙古撤军，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尊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就在1924年，苏联还是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既定事实。苏联对在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也未曾放弃过一日。于是，在我们的历史回顾视野里，单就对中国民族利益的蚕食与控制而言，苏联仍在延续着沙皇俄国的扩张梦，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点，在以后不同历史阶段中我们还将陆续看到。

封面中国　第三章（10）

鲍罗廷及共产国际引导中国的民族主义，把敌人主要锁定在英国身上，其宣传策略无疑是聪明而有效的。对于中国一般民众来说，身边的外国租界，比远在关外的蒙古以及满洲（当时中外都这样称谓东北）的得失，更能给他们个人的民族感情带来直接的伤害。每日目睹列强势力高高在上的“治外法权”，看着外国军舰停泊于中国港口旗帜飘扬，郁积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慨，当然更容易被革命的口号点燃成熊熊烈火，随即汇成波涛滚滚的洪流。

《时代》报道过这样一个细节：

从汉口逃到上海的人，带来了一张国民党号召民众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