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页)

到徐刘二人之后的门派与后人，可谓回音渺远，影响颇广。

徐悲鸿在首次《申报》启事说：“鄙人在欧八年，虽无荣誉，却未尝试持一与美术学校校长照片视为无上荣宠。此类照片吾有甚多，只作纪念，不作他用。”是指刘海粟回国后，常常拿着他在游学欧洲时与巴黎美术学院院长阿尔贝？贝纳尔的合影照片，到处炫耀这件事情，在徐悲鸿看来，刘海粟喜好炫耀，好吹牛皮，并无真才实学。在第二次刊登在《申报》启事中，徐悲鸿更是直下战书：“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

刘海粟在反击徐悲鸿时指出：“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鄙人为‘流氓’，殊不足奇。今后鄙人又多一‘艺术流氓’之头衔矣。”这是指三年前徐悲鸿与徐志摩关于第一次美展之时关于“惑”的争论，在致徐志摩的公开信中，徐悲鸿曾经称塞尚、马蒂斯的作品“无耻”一事。刘海粟认为，徐悲鸿对他的成见，始于两人的艺术见解不同。刘海粟在《申报》启事中，也批评了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认为徐悲鸿陷入了“官学派”的窠臼，刘海粟毫不客气地写道：“惟彼日以‘艺术绅士’自期，故其艺沦为‘官学派’而不能自拔。法国画院之尊严，稍具常识者皆知之，奉赠既所不受，央求亦不可得。”

两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此时，刘海粟欧游回国，“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隆重开幕，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教育界名流蔡元培等均写序祝贺，市长吴铁城称刘海粟为“当代画宗、吾国新艺术之领袖”，如此高的评价不禁让刘海粟飘飘然。而徐悲鸿也正声名日隆，当时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完成了著名的油画创作《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九方皋》等诸多寓意深远、气势宏大的创作，在当时国内画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的徐悲鸿与刘海粟在名声与影响力方面都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在论战中，徐悲鸿可以说略占上风。他在给北京新闻界朋友的信中说：“弟之否认事似可笑，但弟之身份，当时不易定也。彼诚未请弟为该院之师，但鄙画为该校范本。该院当时当局谓某人在此，马马呼呼；而刘某求曾某吹（曾书尚在弟箧），彼时便欲列弟为其徒，岂非无耻？”意思很明白，若是说自己曾经在上海美专待过，马马虎虎似乎也能说过去，但是若是刘海粟吹嘘他是自己的老师，那就太无耻了。这也是在论战之时让徐悲鸿最为恼火的地方。

虽然看似刘海粟在与徐悲鸿的论战中略输一筹，但这并不影响刘海粟的心情。欧游画展在上海结束后，刘海粟一路北行，相继在无锡、南京展出，一路获得赞誉无数。继第一次欧游画展结束后，刘海粟即开始筹备第二次赴欧洲的柏林画展。几乎是在同时，徐悲鸿也在准备赴欧举办画展一事。

《申报》论战甫一结束，徐悲鸿与刘海粟似乎就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中展开了较量。

暗战于中国近代美展（1）

柏林中国现代美术展早在论战爆发前的几个月就开始筹备了。1932年6月，柏林中国绘画展览会开始筹备，筹委会决定选举蔡元培、叶恭绰为正副主席，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高奇峰等12人被聘为柏林中国绘画展览会筹备委员。蔡元培是教育界泰斗，不用赘言介绍，叶恭绰先生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美术活动家和组织者，在民国时期，颇具声望。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起始于刘海粟在柏林考察之际，他与德国方面签署的赴柏林举办中国现代美术展的协议。

1932年8月，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成立了筹备处。徐悲鸿、陈树人、刘海粟等6人为常务委员。

柏林中国美术展览筹委会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徐悲鸿并未出席此次大会。赴柏林画展的筹备会是在徐刘《申报》　笔战之前召开的，但是徐悲鸿并未热心参与。或许从这点可以看出，徐悲鸿与刘海粟这两位同在上海扬名的著名画家，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往来，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了。

继徐悲鸿与刘海粟论战之后，刘海粟在筹备赴德美术展时，再一次遭遇了很多人的质疑。1932年11月，筹委会决定，任命刘海粟与岭南派代表画家高奇峰同赴德国，筹备画展事宜，这一决定在报纸上公布之后，很多画家都觉得不公平，认为这次赴德展览一事纯属少数人在操办，作品未经评选，也并未提前展出，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