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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谈中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苏联姑娘是本校的大学生，刚从索契疗养回来。刘一平把姑娘一直送到宿舍。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起来。他们的感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恋爱一个月后就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考虑到男方一个月后就要进行论文答辩，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劝止，避免因儿女情长而影响学业。但是一对恋人此刻正如胶似漆，无论怎样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男方答辩后先行回国，女方毕业后随即到中国团聚。

对于跨国恋爱，我国政府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

时任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团支部书记的陈非告诉我：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支部要做很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相差太大，通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和年轻人心中炽烈燃烧的爱情火焰相比，苦口婆心的劝阻，甚至于严肃正式的批评，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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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红莓花开（5）

列宁格勒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做这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苏联姑娘威胁道，如果中国政府不准他们结婚，她将卧轨自尽。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苏联外交部和高教部。

每次提到这件事，李滔总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

无奈之下，使馆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婚的事例。

在苏方的要求下，我国有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李滔回忆道：

“后来我们把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即对外继续强调不赞成、不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苏联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戏称为‘派一个赚一个。’”

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缔结跨国婚姻的大约有五十对左右，在近一万人的派遣总数中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还是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规定。

沈菊生这样描述留学生当时的普遍心态：

“说老实话，很多苏联姑娘在各方面的确很不错。年轻人朝夕相处，难免会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但是大多数同学心中还是存有顾忌。一方面，看到了不少跨国恋爱坎坷挫折的事例；另一方面，家里亲属也不支持寻找外国配偶。因此尽管心中有想法萌动，但是真正付诸行动的极少。大家都把这段感情经历当作一段纯真的友情珍藏起来。”

1955年，王光启＇U35＇被派遣到基辅工学院学习，他在留苏预备部认识的女友陈国敏，则被分配到了列宁格勒。

由于在北京航空学院大学读一年级时已经学过苏联的教材，因此一到基辅，王光启经过考试直接上了二年级。

不久，这个学习优秀、性格活跃的中国小伙子，引起了同班一位叫做斯维塔的乌克兰姑娘的注意。

每天上课的时候，斯维塔总要坐在王光启身边；一下课，姑娘就把王光启的笔记本要去，仔细地填补空缺，修正语法错误。王光启天生一副好嗓子，斯维塔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在学校的各种聚会活动场所联袂表演，倒也珠联璧合。

一来二去，他们的交往就多了起来。斯维塔邀请王光启到她家里作客，姑娘的单身母亲也很喜爱这个聪明质朴的中国小伙子。

一天，在教学楼走廊的一个角落里，一群姑娘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她们在等着看王光启考试拿到五分后斯维塔跑上前去亲吻的镜头。不一会儿，王光启考完了，笑嘻嘻的走出教室。毕竟是不大好意思，斯维塔没有跑上去亲吻，而是挽着王光启的手臂高傲的仰着头从姑娘们的面前走过，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直到这时王光启还傻呵呵的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

其实，刚满二十二岁的斯维塔在心中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