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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政治风云，为权谋小人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明，就聪明地利用了政治倾轧的机会，通过巴结大学校长米夫，在学生内部的帮派斗争中左右逢迎，从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一跃成为留苏学生的领袖，乃至于中共的领导人。

为了巩固地位，清除异己分子，王明伙同米夫，蓄意制造了“江浙同乡会”冤案。1928年，俞秀松、董亦湘、蒋经国等一些江、浙籍学生，为了互相关照，经常在一起聚餐、活动。鉴于俞秀松等人资历较老、声望较高，已经成为自己统治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障碍，王明决定罗织罪名加以打击。他声称在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反对苏共的宗派小团体“江浙同乡会”，并侮蔑其与托派势力有关联。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着手进行“彻底调查”。苏联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也插手此事。不久，十二名中国学员被开除，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孙冶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④

尽管所谓“江浙同乡会”由于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的介入，最终被证明为一起捏造的冤案而被推翻，但是制造恐怖的元凶并没有受到惩治，反而因为阴谋的得逞而更加肆无忌惮。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在斯大林的策动下，苏联的肃反之风愈演愈烈。已经完全把持了大学领导权的王明集团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发动了“肃清托派分子”、“反对第二条路线”、“反对先锋主义”等###，并仿效苏共，开始残酷的“清党”。在他的淫威下，大批无辜的学生被开除、劳改、流放、关押，甚至被枪毙。莫斯科中山大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常学习生活已无法维系下去。

对于斯大林来讲，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但已经失去当初设立的意义，反而成为各种麻烦层出不穷的策源地。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至此，莫斯科中山大学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

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一些军事院校也曾接收过少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苏联和共产国际通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教育，确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政治和军事干部。这些青年骨干，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份宝贵财富。

在苏联，大批有志向、有素质的青年革命者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仰，提高了理论和认识水平，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成长为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邓小平、###、刘伯承、叶剑英、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还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学员，回国后立即投入到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青春和生命。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罗亦农、瞿秋白、何叔衡、向警予、赵一曼、左权、周保中……

第一章　大浪淘沙（5）

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也有少数学员胆怯畏缩、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从事文化、教育、科技、工商实业方面的事务。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也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王明为代表的少数人，以“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把苏联党内“左“的思想意识和僵硬保守的机制带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使中国革命在其发展中多次出现偏颇与失误，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还有一类人，如任卓宣、盛忠亮之流，回国后很快叛变了革命阵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

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国民党学员，经过激烈的政治风暴的洗礼，也加深了左派和右派的分裂。劭力子、屈武、冯玉祥等左派代表人物，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而谷正纲、谷正鼎、康泽等人，则紧紧追随蒋氏父子，为捍卫国民党的统治走上了政治上的不归之路。

尽管旅莫中国学员回国后的政治方向发生了分化，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接受教育的这批人，无疑成为了那个时代政治波涛中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