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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为此，马克思慨叹地说：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４卷，２８１页）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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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毛泽东同志为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曾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但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从这里，后人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要纠正这些“左”倾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很明显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也就是要恢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又要敢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做的。从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实行的方针、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坚定不移地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１９５６年八大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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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国情，据以确定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而决不能套用什么普遍的公式；别国的经验应该参考，但决不能简单地袭用什么外国的模式。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显然大大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

现在的中国国情，当然和１９５６年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有了很大不同。在近三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屹立在中国大地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当然是我们据以出发的根本国情。

对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发生的变化，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这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弱点，仍然是必须充分注意的。此外，像中国人口众多，可耕地相对说来很少；中国的资源虽然丰富，但多数还未经开发和利用等，这些当然也仍是在考虑我国国情时所不可忽略的。

在农村中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体制改革，特别注意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把教育、科学当作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力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等等，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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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在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利于我们克服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存在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