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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宪派看来，革命派所要求的改革已迟迟超过政体的范围。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这里所说的“国家之根本组织”

，也就是国体的意思。

梁启超表示，他是积极主张“政治革命”的，不过“政治革命”的目的应该只是君主立宪，而这是可以由人民向现政府提出要求来实现的。

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所以梁启超的所谓“政治革命”

，其实是取消革命。他又明白地说，推翻清朝政府的“民族革命”是他所反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爱于满洲人，而是因为据他看来，实行“政治革命”并不需要推翻君主制度。至于君主是满洲人还是汉人，也不是重要问题，为了避免纷扰，不如由现在的皇帝继续当下去为好。由此可见，梁启超等人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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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革命”

，其实质还是在于反对推翻两千年来的封建君主政治。他们既然不要求推翻封建国家的“根本组织”

，当然不需要而且憎恶革命。

革命派在反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的这些主张时，虽然有人强调，现政府是满洲人的政府，所以即便它实行君主立宪也应反对。但更多的人则认为，革命是要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而代之以民主政治，不应当满足于君主立宪。

资产阶级革命派（或其中的多数人）既然主张把地主阶级专政的国体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他们就不能不主张实行真正的革命。

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就表现得生气勃勃，远比资产阶级立宪派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实现民主革命，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产阶级立宪派所最反对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不能作科学的阶级分析，但是他们朦胧地接触到了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问题。他们常常用“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

１９０２年主张革命的杨笃生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的“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

１９０３年留日学生出的《游学译编》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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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

，其原因在于“无善言革命之教育”。

这个作者认为，只有“中等社会”能够教育下等社会，进行“有意识之破坏”

，“有价值之破坏”。因此他说：“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１９０５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写道：“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于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

，这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

陈天华不久后自杀，他留下的遗书中说：“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

这些言论都表明，当时的革命派明确地认定，革命必须由“中等社会”来主持、领导，又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

“中等社会”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按杨笃生的解释，它包括“商”与“士”在内。

“商”可以说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士”

是指在封建社会制度经受大动摇、大震荡的时候纷纷寻求出路的知识分子。对“下等社会”这概念，上引《游学译编》中的解释，包括“秘密社会”

、“劳动社会”和“军人社会”三者，在三者中又特别着重于“秘密社会”

（即江湖上的会党组织）。这种解释是有代表性的。

代表性的。

要革命，就会引发出“下等社会”的力量，这是资产阶级立宪派之所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