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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史出”这个提法当然并没有概括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史和论的关系说，“论从史出”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

叙述，无非是把研究的结果记录下来，但这只有在一定阶段的研究工作完成以后才能进行。那么，为什么又要在形式上把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区别开来呢？因为在我们把研究的结果叙述出来的时候，并不是，至少不一定是把研究的过程一步步地叙述出来。

研究的过程往往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

如果把这种过程记录下来，怎样开始接触材料，怎样由于只接触到某些局部的片面的材料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怎样由于接触到更多的材料而对已得出的结论发生怀疑，怎样逐步地达到比较适当的结论等等——这样的叙述可能对读者有益，但这不是历史的叙述，而是研究过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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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这样的叙述方法：先把有关的历史事实描述出来，然后发一通议论，也就是对这些史实作一些评论，例如得出几点经验教训之类。这可以说是“论从史出”的叙述方法。但如果这些议论的确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史实的叙述中就应该已经能表达出所要作的评论，而最后不过是用概括的语言更清楚地说出这些评论。如果这些议论并不是从具体史实的分析研究中得出来的，那么在叙述中尽管好像是“论从史出”

，却并不能使人信服地看到这些议论是从这些事实必然地得出来的。巨细不遗地罗列众多历史事实，然后加上其实是从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若干议论，二者如水与油一样地并不能合为一体，那就不仅是叙述方法不可取，而且是并没有认真做过研究工作的反映。

所谓“史论结合”

，指的是叙述方法。既然我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过程是“论从史出”

，我们已经通过研究得出某些结论（某些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观点，而是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观点）

，也就是弄清楚了哪些材料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弄清楚复杂的历史事实中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对历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那么当我们开始叙述时，面前已经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史料。我们当然要用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统率这些材料，叙述这段历史。这就叫作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以观点统率材料，这也就叫作史论结合。

政论文章和叙述历史的文章有不相同处，也有相同处（至于“史论”在很大程度上和政论文章相似）。政论以论为主，但也要有材料。叙述历史的文章以材料为主，但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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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观点。以观点统率材料是一致的。政论的观点是从哪儿来的呢？

和对历史现象的观点一样，也不能是凭空得来的，不能是从书本上一般原理抽绎出来的，而必须经过掌握有关材料，进行周密的、详细的研究，也就是必须经过调查研究。

对政论文说来，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也不能不有所区别，以观点统率材料也是叙述方法。

工作方法也是如此。例如，人们常说，在处理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必须首先抓住中心环节。但怎样才能抓住中心环节呢？

当然不是一眼看去就能抓到的。

必须先做许多工作，对整个“链”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能知道哪一“环节”是最主要的，是在工作中首先必须紧紧抓住的。在这里，研究过程的结果成为工作方法的开端。

至于史论结合的叙述方法的具体形式，那是多种多样的。

“寓论于史”

、“夹叙夹议”

、“以论带史”

都是可以采取的形式。

总之，这些都属于叙述方法，不能用它们代替研究方法。

在社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整体中，研究和叙述都是必要的。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都需要讲究。

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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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理想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很好，既体现和继承了十二大的精神，总结了十二大以来的新鲜经验，也总结了建国后三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