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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比较认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把笔记整理出来以后才写成的。

写文章，特别是写批判性的文章，要注意分析和说理。

我最初写的文章，可以说相当多的是带有批判性的。当时是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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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旧社会，抓到一点就批判。

１９３５年，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既要保持独立的立场，又要讲团结，那就不能对一些人物简单地说好就好得不得了，说坏就坏透了，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的分析。比如我在１９３６年写了篇《胡适论》，虽然简陋，但最近有机会重看了一遍，似乎也还是说得比较周全。文中说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右翼，但也承认他还有一定的功劳；在抗日问题上，说他有过错误的言论，但也不抹煞他当时有爱国的表现；并且指出对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在抗日中同他联合起来。如果没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那时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对人和事要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我们写文章也一定要遵循这种方法，不能简单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性的文章，特别是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写这类文章，不能不注意到充分地讲道理。盛气凌人地骂人固然是不行的（鲁迅提出“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这对我们一代人起了很好的影响）

，单纯依靠引用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也是不行的。

比如，我在１９４４年左右写文章批判历史学家钱穆的错误时，就没有光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这样，他会觉得可笑，因为他本来就宣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唯心论哲学家的批判也同样如此。人家本来就是唯心论者，你说他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一样，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必须认真地讲出一些道理来，说明为什么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只引用一些马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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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词句，不但根本不可能驳倒被批判者，也不能说服读者。

所以，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写批判文章，时刻都注意到要充分地讲道理，这种训练对我是有好处的。去年我在国外遇到从台湾去的几位学者，他们是民主主义者，被台湾当局赶出来过。他们说我过去批判钱穆的文章写得好，他们在台湾时把它复制了送给朋友。我说这篇文章可能有个好处，那就是我没有摆出一副左派的架子，而是以说理的方法，具体地指出钱穆历史观的错误。在那篇文章中，我虽然没有引用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话的。

我们现在还是要写批判性的文章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放弃批判这个武器。当然，我们不能搞“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批判”

，任意上纲上线，随便给别人戴帽子，丝毫不讲道理，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现在写批判性的文章，有的可以而且必须用一些马列著作的词句，但是我们不能光靠引用几句马列著作中的话就算把对方驳倒了，还是要认真地进行分析说理。

写文章，无论是叙事或发议论，都要写得简练。现在提倡文章要写得短，短就要求简练。把比较复杂的意思用最短的篇幅写出来，这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如果把文章中的废话、可以删节的词句、不必要的形容词都省略掉，文章是可以缩短的。

叙事要写得简练也不容易。中学生作文时，首先学写叙事文，这是作文的基础。写历史要叙事，把一件事情里比较简练的话交代清楚，是需要下功夫的。有时候，我觉得叙事甚至比发议论还难。叙述一件复杂的事情，既要使人知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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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后经过，又不能写得太囉嗦，令人看了讨厌。而且，还要说得生动、不枯燥，要突出重要的情节，这都要下功夫。

发议论当然也有难处。虽然说的是某一点意思，但牵涉到各个方面。有时会感到层次太多，正面反面都要讲，用了许多“虽然”

、“但是”

、“这一方面”

、“那一方面”

，讲得很复杂，还是没有能够把道理说透。其实从很复杂的道理中总可以找到一个比较简明的逻辑程序，先抓到最要害的一点，然后把其他必须说到的各点各得其所地安排好，这样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所发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