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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能否认的。

有人不承认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之领导者。其根据为，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之预定计划，孙中山也有“武昌之成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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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意外“之言（《心理建设》第八章）

；在武昌起义的准备中起主要作用的文学社为同盟会以外之一组织，而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又多有立宪派士绅参与，且起作用甚大。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吾人认为，断不能因此而否认同盟会之领导。

与文学社有关系之老人鉴于国民党官书上文学社之名竟湮没无闻，颇表愤慨（例如１９５２年出版章裕昆撰《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一书李六如所作序言）

，此情亦可以理解。武昌起义之准备工作，有同盟会会员组成之共进会参与，但主其事者实为文学社，而起义之发动，同盟会总部初未之闻。事实如此，不容否认。惟文学社及其前身以其他名义出现之组织多年坚持革命工作，均系受同盟会影响，故文学社社员于起义之后悉加入同盟会。武昌一举，天地翻覆。立宪派士绅纷纷附和革命，固然加速了清帝制之崩溃，但辛亥革命所遵循者实为同盟会之纲领，而各省推动革命之主力泰半亦为同盟会党人。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自非偶然。同盟会所持之思想与纲领，实为当时唯一最先进的思想与纲领。辛亥革命之胜利，为中国人民之胜利，亦同盟会之胜利。这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或又云：辛亥革命虽然得到推翻帝制之结果，但民国徒有其名，成为北洋军阀卖国的黑暗统治的幌子，则辛亥革命谈不到胜利。康有为于辛亥革命后办《不忍》杂志，连篇累牍所申述者无非革命以后不如革命以前，共和不如帝制，从而加革命与共和以一切罪名。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看法。孙中山于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的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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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断之手段也。“

辛亥以前之报刊，每以危崖转巨石喻时局。保守者惟恐其转动，深惧其一动而不可止。从革命者的观点看，古老中国这一巨石，不经过长过程的转动，是达不到应有的结果的。辛亥革命既已使巨石剧烈转动，虽一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但前进之势无力可以阻挡。从历史的观点看，须确认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就。

二

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经历了一段坎坷颠踬的年代。

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

，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意在取得议会多数，建立袁世凯统治下之责任内阁。国民党之称盖始于此时。惟这次扩大改组与兴中会之发展为同盟会大不相同。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

，孙中山云：“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以来即伏阴毒。分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将吾党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负责任。

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

（中华革命党《第四号通知》）。

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

，陈其美致黄兴书痛切陈述改组后“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云云（陈其美此信在孙中山《心理建设》第六章中列为附录）。

反袁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此时，北京议会中之国民党人宣称赣宁之役系孙、黄个人行动，“与本党无涉”。黄兴以及在国外组成欧事研究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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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人，又与孙中山政见不合。国民党陷于瓦解。孙中山乃发奋重建中华革命党。新建之党虽以继续革命，坚决反袁为宗旨，但其组织方法和纲领均不足以团结一切革命分子，联系人民群众。因而在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年）反袁战争（所谓护国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中华革命党，而是原来依附于袁世凯的进步党人。袁世凯既死，以梁启超为首之进步党人结束护国之役，转而依附段祺瑞。中华革命党无法继续存在，遂恢复国民党之名称，继又改称中国国民党。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

，孙中山始在广东依托于西南军阀陆荣廷、唐继尧之实力，进行护法运动。陆、唐初不过利用护法运动，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孙中山不能与他们合作下去，愤然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