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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移民现象的根源。宗教团体动员起来,将死者的尸体从大街上抬走,以适当的习俗将他们埋葬。但是很快,这种收集死尸的简单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能力。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它慢慢地发生,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饿死如同睡眠一样,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发生,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而一切都是源于每餐饭缺少的一把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
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 1974 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乔布拉村(Jobra)恰巧离校园很近。195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han)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由于对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的疑惧,他颁布法令,让所有新建的大学都远离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 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
通过对吉大港大学周围村落的反复造访,我得到了许多对格莱珉银行的建立至关重要的发现。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我从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我做了很多尝试,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则毫无用处。其中一个尝试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雇谋生(self employment)。这些贷款提供了一个起点,使那些贷款者可以从事乡村手工业,以及利用他们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来挣钱。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micro lending program)
会成为一个为 250 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
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号(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个有 300 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长大的。大街上有一条刚刚够一辆卡车通过的繁忙的单行车道,将查克太港(Chaktai)与中心作坊市场连在一起。
我家处在大街上珠宝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们住在20 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房子,楼下是我父亲的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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