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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树和石榴树。尼里比里很大，那许多大露台和宽敞的空间使我总是觉得它就像一艘跨洋的汽轮。尽管它的建筑有许多特异之处——房间太大了，门庭太奢侈了，不实际，但我还是很喜爱这个地方。

它有八个分开的单元由我的兄弟们分别居住，父亲住在一层，被他心爱的酿制桶包围着，他喜欢那样。这座房子是家庭力量与团结的源泉。

在　Eid　这一天，全家依据惯例履行仪式。我们很早就起床洗漱，然后动身去祖辈生活的巴图亚村，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二次大战期间，全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早晨七点钟，家里的男人前往　Eidgah，那是一片空地，许多人集合在那里祈祷。我们做祈祷，阿訇开始布道，几千人排在他身后。所有的人都穿着新的　Eid　服，空场上充满传统香水的气味。祈祷做完以后，我与兄弟们拥抱，互致“Edi快乐”，然后排成一队去触摸父亲的脚，以示敬意和问候。上过坟，并且付了法定的　fitra　税（给穷人的　1。25　公斤麦子）以后，我们开始去拜访各家亲戚。在一个月的斋戒之后，甜肉和美味的面条吃起来更香了。

姐姐莫姆塔兹做的甜食最棒。那年她做了一些我最喜欢吃的rashomalai（一种混着小白颗粒　popy　种子和芒果肉的浓牛奶）。我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她做的酸奶和　chira（一种加入甜芒果和香蕉的美味麦片）。

莫姆塔兹比我大　20　岁，长着鹅蛋脸，一双热情的黑眼睛。虽然她　17　岁就结婚离开了家，但就像一个替补母亲，她总是把照看弟妹们当作自己分内的事。1977　年这个　Edi ul　Fitr，孩子们都在我们身边，互相召唤着，笑着，吃着，玩着。但莫姆塔兹默默地握住我的手。她是多么好呀！她对我，对我们大家，是那么的关爱！看着她的眼睛，我回忆起　1950　年的那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和人力车飞奔到她家，告诉她弟弟阿尤布出生了。我气喘吁吁，万分激动。她大笑着拥抱我，召唤她的邻居们通报这个好消息。我们吃啊，庆祝啊，直到深夜。第二天莫姆塔兹打好了包，搬到家里来帮助母亲照料小阿尤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环顾左右，我的姐姐莫姆塔兹和图努，我的兄弟萨拉姆，易卜拉辛，贾汉吉尔，阿尤布，阿扎姆和莫因努，我为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而感谢真主。我们真是幸运。

1977　年　10　月，在一次去首都达卡的旅途中，我的一次偶遇大大改变了我们将贷款给乔布拉穷村民的努力方向。出于一些与格莱珉无关的个人原因，我造访了孟加拉农业银行，那是我们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在那儿我偶然遇到一个熟人，就是那个银行的董事总经理。A。M。阿尼苏扎曼（A。M。Anisuzzaman）先生是个极为健谈开朗的人，一看见我，他立即发表了一长篇激烈的演说。他独自说了很长时间，攻击我和其他学究们躲在象牙塔里，没有为孟加拉做出应有的贡献。那真是一场猛烈的攻击：

“你们这些学究令我们失望。你们没有尽到你们的社会责任。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糟透了，全是腐化、贪污和肮脏。每年，成百上千万的塔卡悄无声息地被人从农业银行偷走，没有一个人为任何事向任何人负责。你们这些有着白如百合的双手的学究们，有你们舒适的工作和出国旅行，你们肯定不负责。你们都全无用处。完全没有用！在这个社会所看到的东西让我厌恶之极。没有人想到穷人。我告诉你，这个国家让人感到耻辱，它就活该有这么多问题。”

阿尼苏扎曼不停地说啊说，等他终于慢下来以后，我说：“好吧，先生，听到你说的这些我很高兴，因为我恰巧有个可能使你感兴趣的建议。”

接下来我大致说明了我的乔布拉试验，并解释说，我的学生们是不拿薪水志愿工作的，“他们捐献了他们的时间，而我用我的实习预算来付那些费用。那些贷款正得到偿还，贷款者的状况正在一天天好转。

但是我确实为我的学生们担忧。整个试验只是由一根细线维系起来的，我需要机构的支持。“

阿尼苏扎曼仔细地听我讲。我看到他被我的想法吸引，他激动起来了。

“你们和贾纳塔银行有什么麻烦？”他问道。

“他们坚持要我为每一笔贷款担保。我要去美国三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而他们坚持要把贷款文件寄给我，要我签字。你可以想象，那有多么不实际！”

他摇摇头：“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很高兴。我本来可能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