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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外贸商将其外汇收入的75％卖给国家。按照一系列专家的意见，1999～2000年，外汇的流出停止了，另一些专家不同意这种说法。有些专家说，有征兆表明，俄罗斯境外资本有一部分回到国内，投向了利润最大的行业。是否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呢？

一些商人和政治家建议，对俄罗斯1991年之后的所有资金宣布“完全大赦”。但是“大赦”反对派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大额的资本，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往往已运到国外的，毕竟来源不尽相同，因此也就需要不同的处理态度。而且，只有国家杜马才有权宣布大赦，而杜马未必会对“所有人”都实行大赦。通过更加爱护现实经济的立法、减少税收的种类与数额、国家的总体稳定与经济增长、坚挺的国家货币这些因素才能把先前从俄罗斯流出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吸引回来。

当然无法保证不使用“警察式”的方法，包括国际刑警的方法与手段。各个国家的金融界，今天都比10～15年前要“透明”得多，为“脏钱”洗钱的银行也越来越少。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通过了许多新的法律、法规，使主要来自毒品业的脏款“洗钱”变得更困难。西方也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忍耐俄罗斯私人商业银行由于1998年金融危机而形成的债务。当资金达到几千万和几亿美元的数额时，是不存在秘密的。

有很多办法可以了解到俄罗斯官员们企图隐藏在境外银行的非法账户信息。1999年，国际刑警建立了不少关于俄罗斯富商的卷宗，包括以现金购买昂贵的不动产等。西方有些国家打算在未得到俄罗斯请求的情况下独立行动，比如调查在俄罗斯政界与商界远非无足重轻的人物巴维尔·博罗金。

早在1992年，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就宣布，要找到并挽回神话般的“苏联共产党经费”。盖达尔与“克罗尔”侦探公司签订合同，这是世界上当时被认为是承担类似业务最好的侦探公司。俄罗斯政府付给“克罗尔”公司2000万美元的报酬，但经济侦探的所有努力都毫无结果。该公司领导说，这是他们25年工作中最大的失败。但是1999年一些西方投资者仍然求助于“克罗尔”公司，想调查清楚拖欠他们债务的俄罗斯富商们的财产数量与秘密账户。

这个例子证明，挽回从俄罗斯非法运出国境的资金与建立贷款和还贷的文明体系，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共同任务。2001年，俄罗斯成立的经济监控与金融侦察机构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众所周知，建立此机构的倡议得到了普京的积极支持。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21）

鼓励地方的主动权

1998～1999年，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危机接踵而至的时候，叶利钦有时也因病几个星期不到克里姆林宫办公。与中央政权机构相比，地方政权机构显示出更大的稳定性。大多数地方领导的责任感与独立性，缓解了经济危机和其他失误的后果。但在这个时候，有时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联邦政权体制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合理的自治往往发展成各自为政，重视地方特色演变成地方主义。分离主义与民族主义对俄罗斯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些地区的经济困难也越来越严重。

俄罗斯联邦机构远不是非常完美，因为这是近百年来在各种原则与动机的基础上形成的。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有78个省，其中一半左右是在现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省的行政区划在苏联一直保留至20年代末，之后被改造为州、边疆区与自治共和国。30年代中期，为了便于接受中央的统一管理，最大的州和边疆区被拆分成为小的州和边疆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40年建立了52个联邦主体。1975年，同样的国土上已经有86个区域单位。

如果说俄国那些省在划分时没有什么民族特征，那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考虑到了最小民族的利益，但是很少考虑经济因素，在州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划分中，完全忽视了苏联经济的发展因素，大企业由中央统一管理，而各个州只负责管理地方工业。

俄罗斯联邦共包括89个主体，其中有49个州，6个边疆区，21个共和国，10个民族区，1个自治州与2个直辖市。联邦的各个主体不仅能力不同，权力也不同。考虑到对地方领导的支持，叶利钦并没有阻止许多权力流入州长与共和国总统手中，甚至地方通过与联邦立法相违背的法规时也未被加以阻止。

这是一个需要逐渐理顺的矛盾过程。所以，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后，先从联邦改革与建立七个联邦区开始、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