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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要抵御清军的进攻，经济上要发展生产积蓄力量，政治上则要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清廷划江而治。然后等力量积攒到足以彻底推翻清朝统治的时候再攻打北京，平定天下。这两个方案仔细分析其实是各有利弊：若全力北伐，就仍然只能采用流寇战术。而清廷肯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北京，太平军当时虽然声势极为浩大，但是能不能击破清廷倾国之力所做的防御和围追堵截，尤其是面对以僧格林沁为代表的蒙古骑兵之时，胜负很难预知。毕竟当时的清廷虽然国势衰退，但与黑暗透顶的大明朝相比，还是具备很强实力的，因此李自成式的孤注一掷能不能成功是个问题。

如果留守南京发展根据地，走的就是朱元璋的道路，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也。但是太平天国的斗争形势和朱元璋当时所面对的形势不可同日而语：朱元璋那时天下大乱，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并起，元朝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所以朱元璋采取这种卞庄刺虎的策略可以说是十分明智；然而太平军所面临的形势却几乎是自己孤军奋战，虽然北方有捻军等起义友军，但是都不成气候，对清廷的牵制力并不是很大，清廷能够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太平军。这样一来，究竟能不能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也是个大问题。

当时的太平军中洪秀全是教主、精神领袖，而实际主理军政大事的是杨秀清。从杨秀清最终的选择来看，他选择的策略是：留守南京，派北伐军进攻北京，又派西征军开拓疆土，建立根据地。后人对此多有诟病，认为孤军北伐是军事上的冒险和赌博，留守南京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等等，这些说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并没有说出问题的关键。

北伐的决定应该说是没有错的，关键是杨秀清把北伐的目的给定位错了。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果北伐从总的战略上来说是采取一个对清廷以攻为守的态势，威胁北京而不真的一定要攻打北京，然后北伐军争取在豫、皖一带站住脚，建立根据地，逐步向陕、晋、冀、鲁发展，则完全可以起到牵制清军力量的作用，为江南主要根据地的开拓争取时间和空间，还可以和天京方面互为犄角之势，相互呼应。以北伐将领林凤祥、李开芳的军事才能，如果能辅以善于开辟根据地，做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工作的文臣，上述想法并非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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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抉择（2）

然而实际上杨秀清却把北伐真正当成了一次赌博，如果北伐军能打下北京，就赌赢了这一把；万一不行，就得遭遇孤军深入、弹尽粮绝的后果。北伐军最后的结局的确如上分析，攻打北京的想法没有实现，陷入了清军的重重包围，最后战至最后一人，悲壮惨烈；而其军事上的意义也在于为巩固天京的政权赢得了喘息之机，为西征牵制了清军力量，而不在于对北京造成了多大的具体伤害。所以说杨秀清如果说在北伐问题上出错，那也是北伐目的定位之错，而不是北伐本身错了。

林凤祥和李开芳都是能征惯战的大将，林凤祥尤其是条硬汉，被俘后押往北京凌迟处死，林凤祥受刑之时“刀锋所及之处目光直视之，至死未发一声”。这样的猛将却在军事冒险中丧命，真是可惜。再说说定都问题。定都天京之后，太平军西征获得了重大胜利，开辟了长江流域根据地，同时天京城内的政权建设也蒸蒸日上，太平军其实形势一片大好。

如果能在此时继续巩固政权，积蓄力量，然后乘胜追击，夺取浙、闽、湘、粤等地，牢牢占据半壁河山，与清廷划江而治，凭借富庶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实力，苦心经营之后夺取全国胜利也是大有希望。但是此时太平军作风出现问题，高级领导人生活腐化、争权夺势，最终酿成天京事变，在内斗中大伤元气，并就此失去了夺取江南诸省划江而治的能力，这才一蹶不振。所谓“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就是这个道理。因此说太平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确是事实，但是定都天京本身并不证明太平军不思进取、小富即安，而是随后的腐化和内斗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总体说来，虽然不排除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太平军定都南京，随后西征北伐的战略大方向上可以说是合理的。北伐虽然惨痛，损失了林凤祥、李开芳两员大将，但毕竟那只是一支偏师，没有伤及太平军的主力，而且也起到了牵制清军的作用。而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则是败于定都之后不思进取腐化堕落，随后又自相残杀祸起萧墙，以至于无法建立牢固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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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萧墙（1）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真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