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部分(第1/4 页)
共产国际 1930 年 6 月(在中国资料中,通常所记日期为 7 月 23 日,因为这
是在上海收到这信的日期)的信,是 5 日在莫斯科根据中国共产党 2 月份所
通过的各项有关决议起草的。①尽管相互辩论的先后顺序是如此模糊难辨,却
并不妨碍我们抓住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在观点上的广泛差异,虽然它也确实
使历史学家确定做出某些特定决定的责任,特别是 30 年代前半期付出惨重代
价的错误的责任的工作复杂化(关于这些事情参看本书第 3 章)。
因此,1930 年 6 月,共产国际虽则提到,因为工人运动的浪潮与农民运
动的浪潮还没有汇为一体,在全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形势,却预言“最近将
来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够包括整个中国,但至少也要包括几个有决定意义的省
份”。②虽然共产国际期望中国决定性的战斗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他们仍然
不同意李立三认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来。莫斯科因而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
命令对武汉、长沙等城市发动进攻,并在那些城市进行配合的暴动的决定,
争辩说红军与工人运动都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③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第 426 页。
① 这些事情已得到苏联最近出版的著作澄清,这些著作虽在解释上有强烈的倾向性,但是关于引用共产国
际档案而得出的事实的详情,多半是准确的。这类著作,最便于得到的是 A。M。格里戈里耶夫《共产国际与
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7—1931 年)》,收入乌里扬诺夫斯基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45—388
页。30 年代苏联的出版物已给出 1930 年 6 月指示的正确日期,现在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把这个指示当作《7
月 23 日指示》。
② 《共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册,第 118—119 页。
至于毛泽东,他开始并不愿意把他的队伍投入进攻国民党坚固的据点,
从而使革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实力基础遭受危险。在这一限度内,他与莫斯
科是一致的。但是到了 30 年代初,事实上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前景变得极为
乐观,在 1930 年 1 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
声称,虽然 1929 年 4 月他自己订的一年拿下江西全省的时限是“机械的”,
但是做到这一点已为期不远。①
1930 年毛泽东对李立三路线的态度,最近成为能接触到有关资料的中国
学者间广泛辩论的主题。虽然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仍坚持 1945 年做出的关于党
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观点,即毛泽东从没有赞同过李立三的攻打城市的计
划,只是执行了它,因为纪律要求服从命令,有些人却分辩说,到 1930 年春,
毛泽东已被这一战略逐渐吸引过来,有些人甚至竟提出,从 1930 年初毛泽东
即自发而热情地追随了这一战略。不管怎么说,有明显的证据,晚到 1930
年 10 月,毛泽东还在继续信奉一条激进的路线。10 月 7 日,毛泽东的队伍
占据吉安城时做出的一项决议,特别提到“全世界、全国、各省革命形势”
的存在,并断定:“在革命高潮期间……苏维埃政权无疑必在全国和全世界
出现。”毛泽东 1930 年 10 月 19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说,在目前“高潮”
环境中,决不容悲观,要立即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②
即使上面的某些陈述,可以解释为毛泽东告诉中央委员会,他认为该会
想听到的意见,因而 1930 年秋毛泽东对即将到来并席卷一切的革命浪潮这种
齐里亚主义的期待程度,仍有某种争论的余地,关于毛泽东确信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则完全不容争辩。在这一方面,他是完
全与李立三一致的,并与李立三一致反对莫斯科。①
特别在有一点上,毛泽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