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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记明“失态之言”，但可以看到在蒋介石面前“失态之言”“殊属不合”，连最了解他的陈叔谅和翁祖望也莫名其妙，他说只有妻子知道，陈布雷心病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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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四年生活点滴（1）

从1940年开始，陈布雷也奉命接待过国内侨领和名流，他对名流和宁波家乡前辈生死也常亲临庆吊。陈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蒋介石官邸招待过陈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闻枕琴先生病剧，往歌乐山中央医院访问，至则已昏迷不省人事，仅能颔首而已，不忍久留，遂与显光同归，十二时往机场送行，陈嘉庚定今日飞昆明……”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骏彦，奉化人，曾任奉化县龙津学堂学监，教过蒋介石的书，周骏彦还两度到日本攻读法政，追随过中山先生，后来跟蒋介石，当过军政部军需署长，掌握军饷、军粮与被服等后勤工作，蒋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骏彦的孙子周宏涛在1943年5月接替俞国华，当了蒋介石的中文秘书。周骏彦为人比较正直清廉，所以陈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记中陈布雷记：“……闻枕琴先生于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寿谢世，不胜悼惜，委员长以电命撰挽联，并准备祭文……拟请国府褒扬之呈文稿则余自撰，追念清德，写罢不禁泫然，芷町谓余文中‘贞信普洽于将士劳瘁问候于晨昏’二语对于枕公洵非溢美美词也……”7月31日又记：“……偕孟海同赴歌乐山平正农场，吊周枕琴先生，向灵前敬礼，不觉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见矣……”。陈布雷对冯玉祥还算尊重，所以“至冯焕章家祝六十寿”（1941年11月14日日记）陈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陈布雷有赠诗，据陈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记实际是“芷町为我代作赠郭沫若五十生日诗四首，嘱永甥送去……”就是翁泽永，当时任郭沫若秘书。

陈布雷一有空或忙里偷闲，常常读书自娱，如1940年9月3日日记中有记：“……夜阅林语堂所著《四十年来之北京》英文小说……”，1941年9月8日“……读钱穆学术史论方东树等讲人一章，颇佩其言论之卓……”，10月9日日记中记：“……近日心里闲散，拟乘此暇时养息精神，故仅读书而不作事，自验此心近三月来略能做到‘放得下，丢得开’之工夫，然当慎防因此流于荒怠也，读宋元学案一册，阅杂志数种……”

陈布雷在重庆期间与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有接触，如1940年12月8日日记中记有“……四时（下午）谢冰心女士来说关于文化事业组及蒋夫人文学奖金各事……”12月10日日记中有：“……吴文藻君来访谈教育制度及中国造成现代青年之途径甚详，吴君为江阴人卅九岁，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谢冰心也……”。陈布雷有时读书也会谈点心得和体会，如读冯友兰论文，1942年5月5日日记中载：“……阅冯友兰新世训两章，觉文字极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为语必合逻辑，文必合现代西方文法，乃堪为学术论文，其实此为一偏之见，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读易解，不发生歧解为主，故写现代文者，诚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于一词一句，乃至排列顺序上须为西洋的也，中国何尝无文法，中国文法何尝不合逻辑，但必运以中国文字之工具，而不违背民族语言之习惯，方使人易读易解，冯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时还记下蒋介石大谈所谓哲学，1942年6月11日“……十时卅分应委座之召，偕希圣过江去黄山谒谈，十一时卅分到达，先在余室内休息，十二时登山晋见，谈战局、文化等等，商榷经济理论甚久，而于哲学之研究指示独详，委员长之意以为‘吾人哲学实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极。统驭心物，依余自身所体验，实为行健不息之天体，现时讲太极，讲阴阳，近乎易理，能了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实际宇宙万物，自有盈虚消长之理，例如四时之运行，春夏秋冬，时序不同，其景象与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敛，递相嬗续，而循环不已。此即变易与不易，吾人唯当认识其恒久之理。而应其变易之象。把握其‘时’，而以自强不息之工夫应之。孔子说君子而时中，时乎春夏则春夏，时乎秋冬则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则也。1时30分午膳毕仍略谈文化宣传理论，2时30分偕希圣回归。”陶希圣在当时也是专门写文章之高手，蒋介石一席主观惟心论后，酝酿要写《中国之命运》了。6月13日日记中又记：“……偕稚公再至委员长处，委员长与稚公谈太极一元之理，稚公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