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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明言“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以为，诸葛亮行军非其所长，我们姑且认可。但是反观司马懿呢？他的军事才能能比诸葛亮为强吗？

可笑的是，历史上对司马懿的军事才能评价似乎还不如诸葛亮。“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裴松之的注释说的很简单明了，司马懿以十数倍兵力物资尚且不能胜诸葛亮，即使有“养敌自重”的成分在，也绝对逃脱不掉“无可奈何”的悲哀，两者间优劣分明。

那么，罗贯中选择这个在军事上似乎还不如诸葛亮的司马懿作为诸葛亮的对手，进而着重笔墨进行刻画，究竟有什么用意呢？理由很简单，大体有三：一、司马懿有足够的“奸”——子孙篡夺曹氏江山，二、司马懿有足够的“诈”——坚守不出直到耗死诸葛亮，三、司马懿有足够的“无耻”——不通兵法的司马懿曾强迫张合出战，结果造成张合战死。兼之他还是继曹真死后抗击蜀汉的主要将领，也是诸葛亮生平最后的对手。也只有这样一个“奸臣”，而且是无法企及诸葛亮的“奸臣宰辅”，才最终形成与诸葛亮的“忠臣宰相”形象对比鲜明的《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形象。所以罗贯中选择司马懿作为诸葛亮最大也是最后的对手进行重点刻画，并不是因为司马懿的人格或者军事魅力，而是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不脱离历史环境，又能起到与诸葛亮对称的“忠奸”冲突。

《三国演义》从诸葛亮北伐开始，直至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的所有人格刻画，都从未离开过司马懿。正如此阶段司马懿的所有刻画，也始终没有脱离过诸葛亮一样。

比如以世人印象深刻的失街亭一段为例，演义中先是“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　，于是才有“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而后司马懿惊叹：“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在反复考量下最终退兵，最后由诸葛亮解释“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　。

这段描写一气呵成，情节环环相扣，说一句司马懿，说一句诸葛亮，两个人如同相声般的对话，将该回情节推向高潮，又观之自然，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嫌。正因为诸葛亮代表了“忠”，所以他才能心怀坦荡，行此险计。正因为司马懿代表了“奸”，所以他才疑神疑鬼，会被空城计吓退。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忠奸”冲突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因为冲突双方的正邪善恶，贤愚美丑读者已了然于胸，剩下的不过是自然发展而已。

而罗贯中在小说中临近诸葛亮退场，也就是快到星落五丈原时，他还安排了诸葛亮密令“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若司马懿来追，汝可布成阵势，回旗返鼓。等他来到，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懿见之必惊走矣。”　的独特情节，竟让诸葛亮连自己死后之事也可干预。当“活仲达”见到“死诸葛”后，在罗贯中笔下非常配合的惊呼“孔明尚在！吾轻入重地，堕其计矣！……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读者看到此处，即会为诸葛亮从生到死，鬼神难料的绝世聪明而赞叹不已，也难免会同时鄙视司马懿的胆小、奸诈、小丑般的艺术形象，唾弃这位“奸臣”。这样的人物刻画，令两者的忠奸分明，人物形象描写到了最后，也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与其说是诸葛亮与司马懿两者的聪明睿智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人物形象，倒不如说是两者间忠奸分明的人物立场塑造了他们在小说中鲜明的艺术形象更为贴切。

三、家奴与武圣——吕布与关羽

毛宗岗曾说“《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关云长一绝；曹操亦一绝”　，曹操是旗帜鲜明的扮演奸雄，可算得上“奸绝”；诸葛亮举凡兵法奇谋、行军用兵、外交应付、治国理民，乃至天文地理、阴阳八卦，无不精通谙熟，可称“智绝”；而至于关羽，则是纯粹的正义化身，“忠义千秋”的关羽，堪称“义绝”。乃至于关羽死后，罗贯中的悼亡诗中甚至感叹　“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　，这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