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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不同的反应；　对许多外国人和不少西方理论来说；　中国社会成了一个无法准确判断的“测不准”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根深蒂固的偏见；　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一直低估中国社会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中国社会这种极强的自我调适能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上：　第一；　它有坚定不移的共同目标；　第二；　它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　第三；　它有无可替代的社会领导核心力量。这三者是中国社会沿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强大推动力。

一个进步代价反差鲜明的社会

1989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纪念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学30周年的时候；我感到这个主题仍然非常合适；而且上述这些看法也越来越为实际所证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我国各方面深层矛盾的日益暴露和展开；上述“转型过程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饱含痛苦的复杂过程”不仅仍然持续着；而且更加突出。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改革开放以来；以社会快速转型形式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表现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领域的变化尤为显著。十六届六中全会用四个“深刻”来概括上述空前巨大和激烈的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全球视野中的社会转型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每一个社会领域都有两个方面；都有两重性。一方面；上述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出现了大量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和成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间、人际关系、城乡关系间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以笔者亲眼所见为例；现在连南疆这样边远的地方也建起了高速公路网；连民丰县这样新疆南端的县城也能上网；接收电子邮件；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差距困境、环境困境、公平困境、*困境、弱势群体困境等。所谓“发展困境”；简要地说；就是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的趋势。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当然；确切地说；我国面临的“发展困境”；是一种“类发展困境”；即总体发展起来了；但不少方面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正好相反。这是属于总体发展顺境中的“发展困境”。“类发展困境”与那种发展的实际结果与发展的预定目标完全相反的情况；即很想发展、就是发展不起来或很难发展起来的情况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2）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其次表现在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这样那样的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就是说；结构优化本身就是有代价的。这是因为结构优化是调整和改革的结果；既然是调整和改革；必然要或大或小地触动各类既得利益者；而且对什么是优化；由于利益不同；也会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

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极端复杂性；还表现在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受剥夺感；受益者也会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这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不同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