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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办《哲学评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他们去回话。当时他们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冯、贺为金岳霖安排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岳霖虽不暂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耐不住，两三次要发言，金岳霖都抓住了他的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向沈有鼎道歉。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聚会，他们成为“星六聚会”。聚会时，金岳霖从来不谈哲学，谈的多的是建筑和字画。金岳霖谈建筑大概与林徽因有关。

罗素不喜欢共产党，也不喜欢斯大林。1943年，金岳霖在华盛顿碰见了罗素。金岳霖说：“现在打起来了，我们一定胜利，对局势你总算满意了吧？”罗素投向西翘，卷嘴东指，说：“他在那里，有什么办法。”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

在西南联大时，日寇的飞机经常在云南上空进行空袭，这使得联大学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联大师生饱尝流离失所之苦。我们从陈岱孙先生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住所几度被炸，几度搬迁：我们在昆师、农校又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后来，金岳霖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一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仁一起迁住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