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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钱穆依旧欣赏，于是他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钱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刚日诵经，柔日读史）。

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钱穆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康的观点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开始停用康的学说，而采钱穆之学说。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学校行政事务之余，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钱穆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自1964年开始，钱穆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