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2/4 页)

，如此回忆道：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作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员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极其厌恶赫鲁晓夫，直至他后来发动了旨在“揪出中国赫鲁晓夫”的“文革”。

胡乔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参加宣言的起草工作。这比他在国内起草文件要麻烦得多。他写出中文稿，要译成俄文稿、英文稿。别的党提出的意见，要从俄文、英文译成中文。这么来回地翻译着、修改着，还要不断地向毛泽东汇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胡乔木还帮助整理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三次讲话稿。后来，在1958年5月，这三次讲话稿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发给代表们。

随毛泽东出席莫斯科会议（2）

11月21日，胡乔木刚刚随毛泽东飞回北京，便忙着为《人民日报》写社论《伟大的革命宣言》，于11月25日刊出。这篇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阐述了对莫斯科会议及莫斯科宣言的见解。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擂响“大跃进”的战鼓

1957年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导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发。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已经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大跃进”一词第一次见诸于报刊。

毛泽东读了社论，欣然道：“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毛泽东还为这篇社论写下一段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的这段批语，透露了他的“跃进”之情。

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一段话，表明了他急于求成之心：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还是个小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引者注：分别为英共主席和总书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十五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深刻地影响着胡乔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胡乔木所写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便体现了毛泽东当时开始发热了的头脑。

胡乔木用了刚刚“发明”不久的“跃进”一词：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乔木指出：“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胡乔木批判了“反冒进”：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乔木又为《人民日报》写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为1958年的大跃进擂响了战鼓。

胡乔木写道：要“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