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部分(第3/4 页)

丘吉尔说。他预言，如果政府再不“小心，那种以某种形式出现的，认为地方自治更适合目前的混乱和不满情绪的想法将会反弹”。

纳蒂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政治忠诚似乎只是对哈亭顿。布雷特告诉哈亭顿，纳蒂、丘吉尔和张伯伦达成一致的，是“维护好（自由）统一党，而且您的愿望和意见似乎是他们全部考虑中最优先的因素因而根本的问题是，借用伦道尔夫的说法，‘不让格莱德斯通那帮人掌权。’”塔迪在3月份使用了一个真正的地主才会采用的隐喻，建议丘吉尔说，如果由统一党人发起或者支持的措施通过的话，他们应该知足：

哈亭顿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也没有失去他的羊群（意思是指他的支持者），他和乔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支持政府，都是跟稍后的《刑事法案》和《大额采购法案》有关。草场上还放养着几匹血统存疑的马，他们的老子有两匹或者三匹的种马都有可能（也就是在下院与相当数量的目的各异的赞助人有关的立法措施）。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应该说，这些措施最早提出的人很难确定，但是其中之一肯定是乔。

当爱德华·汉密尔顿在8月份与纳蒂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哈廷顿马上就要当首相了，而且是真正的‘自由党’首相，尽管现在是所谓的保守党在做代表。哈廷顿不会再次被安排去做那些激进党人的脏活累活。他的忍辱负重已经超出了对党的忠诚感情”。而纳蒂披露了自己对张伯伦也越来越不信任，而在张伯伦自己的说法中，似乎那些自由党过去的宗派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2）

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他是披着托利党人羊皮的激进主义的狼。他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大肆挥霍的沙文主义者——与丘吉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后者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尔派人士。而对于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最近两年甚至是两个月中自己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从来都弄不清楚，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因此，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对格莱德斯通派如此忠诚的人也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对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无法否认纳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识”）。但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居然是与罗斯伯里在门特摩尔一起吃饭，而此时的罗斯伯里已经被看成是（最起码将会是）自由党人将来某一天在上院里的代表。

换句话说，他们所争论的话题事关自由党的命运，由哈亭顿牵着走向东，张伯伦拉着走向西，而罗斯伯里则处于两者之间，想着从格莱德斯通的沉沦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当然，纳蒂想尽量把丘吉尔和哈亭顿调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党的标签下面的愿望，由于前者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夭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统一党似乎还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党人一锅端的机会。还有就是为什么纳蒂要建议在1890年的大选中为哈亭顿提供自由统一党的竞选经费，而且鼓励德比爵士也这样做？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像纳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格莱德斯通已经被“适时地逐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且“随着格莱德斯通先生的离去，《地方自治法案》就会自生自灭”。甚至格莱德斯通在自由党获得1892年胜利后的政治反击，最后也都证明是短命的；而罗斯伯里的继任者也只能很谨慎地乐观，他必须时刻提醒他自己，对《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与政治家的关系

或许，纳蒂在19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远离作为一个银行家所应该关注的那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名罗斯柴尔德人首次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时，在他们对爱尔兰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辩论与他们自己作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纳蒂仍然还是把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纽科特，而且作为一个银行家，他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是对外的政策，而不是国内的政策。甚至就在我们探寻并且重建他在关于地方自治的辩论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其实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角度。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影响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考虑他们在后迪斯雷利时代与两位政治家的关系。他们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