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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多回忆起了“一间特别的办公室，有几名雇员在那里专门记录资助申请，对申请进行研究，收集这些申请资助人的真实情况”。慈善变成了很难从更单调乏味的银行事务中分离出来的一堆繁杂事务。1859年之后，这项工作的某些部分转交给了新成立的“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或者说至少是由“贫困犹太人救济理事会”进行协调。比如说在1868年，有一位名叫易曼纽尔·斯贝林的人——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一位高度令人尊敬而且很值得推荐”的人，“非常渴望开一家小店，并为此目的自己筹措了很小的一笔钱”；索菲·本德海姆是戴维森家族一位远亲的女儿，她需要钱为她的女儿准备嫁妆。然而，这些事情从来也没有取代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公司中的慈善活动。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4）

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女人所处的位置使她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类活动中，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慈善变成了她们的工作，她们对待这项工作与她们的丈夫在银行工作一样的勤勉。犹太人免费学校从内森的时代起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行善的一个重点；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间，他们所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夏洛特和路易莎（她的丈夫安东尼在1847年成为了该校管理委员会的总裁）对其事务性工作的参与。当路易莎在1848年首次到校参观的时候，她认为它是“一个优秀的机构”，为“大约900名从最底层家庭选拔出来的贫困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但它的教育水准很低。她的小姑子夏洛特却对这些“在贝尔街的小学生”很失望，她向她的儿子描述他们“无法形容的邋遢和肮脏——而且粗俗”。“永久地致力于改善这些高加索夏洛特经常用“高加索”我个词来形容犹太人是她的信件里很不寻常的一个特点。这个词在这种用法是由18世纪的解剖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布鲁门巴赫生造出来用以描述五个人种类型其中的一种，这五个种类是他通过测量头骨形状区分出来的。另外的四种是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和马来西亚人，很显然他是想为包括所有欧洲人和中东人在内的人种进行分类。人是一件很让人沮丧的事。”她在1865年时宣称，“一直没有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她每周一次的贝尔街之行“根本谈不上愉快”，因为“在我们社会里的这些卑微阶层非常肮脏，天气不好时就裹在破毯子里”。另外，她发现“要是不对他们的进步和总体的提高非常感兴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走进这些贫穷、肮脏的小孩子中间”。到了19世纪70年代，通过她的努力——其中包括安排了一次马修·阿诺德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曾任英国督学。——译者注的视察——以及她的小叔子安东尼的努力，使局面有所好转，学生人数增加了3倍，年度预算增加了20倍，教师数量增加了25倍。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女人参与过的其他教育机构还包括建立于1855年的犹太学院，宗教知识传播协会的安息日学校，以及由梅耶的妻子朱利安娜于1867年在南伦敦创立的博拉犹太人学校。与以前一样，还有救助病人的善举。在成为犹太妇女慈善贷款会和妇女慈善协会成员的同时，路易莎还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康复之家，供应由夏洛特资助的位于阿替雷利街的特别厨房烹调出来的食物。此外，夏洛特建立了一个老年人临终关怀之家，重组了伦敦慈善产房，出任妇女慈善贷款会以及东区母亲之家缝纫协会的总裁。另外还有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创立的位于怀特齐普尔的犹太婴儿白天看护所，以及位于诺丁西尔地区沃尔枚路的犹太聋哑人之家。最后，夏洛特还积极参与了新改选后的救济理事会（BoardofGuardians）的各种活动。例如，在1861年的时候，她帮助格林拉比向理事会提供了10台缝纫机，这些机器用于出租或者出售给那些希望通过做针线活挣钱的贫困的移民妇女。之后，她每年捐助100～200英镑给由格林创建的“女孩车间”。

在1884年对夏洛特的追思弥撒上，赫尔曼·阿德雷回忆说，夏洛特出版《祷告与默念》和《致孩童》（最初是为女孩免费学校而作）的最主要的主题是“那些正遭受苦难、处于困境中的人，应该靠近我们和我们的怜悯之心富人应该接济穷人，‘给他们的不仅是金钱，还要包括时间，因为这意味着生命’”。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告诉与会者，夏洛特的临终遗言是“心怀穷人”——这里所指的穷人中，排在首位的是犹太穷人。然而，阿德雷没有谈到夏洛特整个人生在慈善“给予”和具体的宗教特征的捐助之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