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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大使拉到一起,希望两国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他同时还敦促内森反对任何英国支持的、以荷兰国王名义进行的干预行动,他(与汉娜以及列昂内尔一起)得出结论认为,比利时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可能主要也是)自卫性的。与此同时,由于担心革命的浪潮会扩散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一样),詹姆斯将路易·菲利普的一个隐晦警告传递给了梅特涅,即“他会按照君主立宪制给予他的权限,反对各国爆发的革命但他的地位迫使他必须对于自由派的期望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因此,那不勒斯国王“为了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以及赶上思潮的发展”的需要做出“让步”。几天后,莫莱告诉詹姆斯,如果法国被“数量庞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包围的话”,法国可能会被迫备战。对于“全面战争”的担忧也在许多外交官那里得到了回应,包括拉姆,他认为英国也可能介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不过,塔列朗与阿伯丁会谈之后,各国的担忧消除,比利时问题最终决定由大国在伦敦的代表仲裁解决。但是,在比利时与荷兰的仲裁尚未达成之前,又传来消息称华沙爆发反对俄国统治的革命。实际上,可能正是波兰局势的发展在最大限度上阻止了各国对于比利时的战争,因为华沙革命前,沙皇一直准备从波兰派遣军队支持荷兰。俄国军队从1831年2月直到同年10月才镇压了革命,这可能是全面战争未能爆发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革命向东扩展的势头,似乎又增加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迟迟未决的比利时疆域、它的中立地位以及国王的人选问题,在1831年只是延续了之前的不确定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再次在巴黎和伦敦之间担当了信使的角色,传递各种建议和反对意见。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爆发叛乱的消息:不是发生在之前预期的那不勒斯,而是在摩德纳和帕尔马公国(1831年2月)以及教皇之下的公国(3月)。
1831年3月~1832年3月之间,欧洲大陆出现了一系列的“革命火花”,而一个或多个大国卷入战争似乎一触即发;每次,罗斯柴尔德家族都竭尽所能地消除各国之间的紧张状况。最先爆发的一起危机不仅让奥地利介入教皇公国成为可能,而法国则准备支持革命者。詹姆斯和萨洛蒙大量地介入巴黎和维也纳之间爆发的口水战。最终,奥地利采取了干预行动,不仅出兵摩德纳(法国默许),同时还应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的请求进入博洛尼亚,这次行动或多或少地导致了法国政府面临的战争威胁——这个信息当然也是詹姆斯传递出来的。这可能是最接近于全面战争的时刻,毫无疑问,法国与英国的债券市场跌到了最低点。此时,罗斯柴尔德介入政府间通讯的证据尤为确凿,当时詹姆斯亲自参与起草了法国提交给奥地利的一份声明,呼吁进行国际调停(按照比利时模式)。到4月中,詹姆斯确信“意大利的危机已经结束了”,而且英法德团结起来避免了对比利时的战争。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831年8月,仍旧在比利时。围绕选择萨克森…科堡的利奥波德担任比利时国王的不确定性持续了数月之后(局势还因波兰持续的战争以及奥地利反报复意大利自由派的战争而恶化),荷兰入侵比利时再次使全面战争成为可能。但再一次,各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罗斯均不支持荷兰的举动,英国在经过紧张的磋商后,支持法国派遣远征军前往比利时的决定,但同时要求,一旦打败荷兰,法国就必须撤军。截至10月,比利时引发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消除;尽管比利时11月15日提出的“24条协议”远没有获得预期的突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一直到1832年5月才正式予以承认,而荷兰国王则仍然拒绝签字。
第三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2月,由教皇公国的一起暴乱引发。奥地利军队再一次被要求介入,而法国也再一次寻求插上一脚。实际上,这次法国确实派军队占领了安科纳港口,这在詹姆斯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失策”举动。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危机相比还是要轻得多(市场对其毫无反应便是例证),巴黎与维也纳之间也从未出现真正严重的裂痕。
最后一次战争威胁出现在1832年秋天,当时法国再次威胁以军事干预的方式迫使荷兰接受“24条协议”。即便英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反对荷兰,这同样也会再次引发普鲁士或俄罗斯采取报复行动。1832年5月的《伦敦协定》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它让比利时人留在了卢森堡(除去它的要塞)和林堡(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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