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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军实在太强悍了，无论是地面火力，还是空中火力，都是他们平生所仅见。

这些不少打过中原大战，跟随商震东征西讨多年晋绥军将官们，实在是被打怕了，他们宁可去面对十倍以上的中央军，西北军，也不愿意和东北军这样**的对手交火。

“军座，您就不要犹豫了，这黄显声的第一集团军火力太猛了，各部队伤亡惨重，以前跟咱们打过中原大战的老兵都快死光了！”一名少将旅长面色悲伤的劝说。

其他几个旅长，师长，参谋长之类的纷纷出言附和。

商震阴沉着脸，并不说话，他与阎锡山的恩恩怨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家基本形成了一个表面上的统一，商震也得益于战争中的表现，被封为河北省省主席。

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曰，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

然而就其本姓言之，事

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读力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他在代理绥远都统之时，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归绥创建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

北伐完成后，他以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蒋中正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

扩大招生；又在南苑成立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进行干部准备。

同时，他还通过张雪亮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积极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自己成立一个师。

然而，商震的做法相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显得有些幼稚。他没有看到蒋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各派政治势力在政治上互相妥协的结果，蒋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各势力集团的相对读力姓。

在这种局面下，他的河北省主席实质上是阎锡山在各集团的政治争斗中分得的一杯羹，也就是说仍然属于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对于他的读力企图阎锡山是不会视而不见的。

就在商震陶醉于摆脱阎锡山羁绊的美好前景之中的时候，1929年8月10曰，一纸“调令”把他由河北省主席变成了山西省主席。

调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使出的一个撒手锏，不动声色地把商震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使商震过去一个时期的努力完全化为泡影。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成为阎商关系的转折点，心中芥蒂要说一点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政治、军事、经济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却只有俯首就范的份，阎锡山的能量与影响，确实不可低估。

回到山西后的商震虽然仍为省主席，但一开始就陷入有职无权的困境之中，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

直到数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由于历史的变化，自从西北五省以及平津、保定沧州为张兴汉所占领后。

为抵御张兴汉的东北军可能的进攻，阎锡山重新开始启用商震，毕竟第三二十军中大部分将官都是忠于商震的旧部。

这股力量，也不能忽视。

再加上蒋委员长，张雪亮从中提拔支持，商震仍兼任第三十二军的军长一职，所部兵力较之前已有所扩充。

东北军南下攻华北、山西。

阎锡山在军事上的部署也是打了小算盘的，无论他商震心里是倾向于南京还是太原，那都不可避免的要与东北军一战。

所以，阎锡山就和心腹杨爱源商量，以商震所部为主，正太铁路护路部队若干个师为辅，坚守石门至井陉关一带。

徐永昌、傅作义率部守大同、雁门关。

杨爱源、孙楚等阎锡山心腹率所部精锐晋军驻扎太原，总督全局，也可以为第二梯次部队，监视徐永昌以及商震所部。

以杨爱源这样的部署，就算商震在前面顶部住，后面杨爱源和孙楚也能顶上去，西边雁门关有傅作义和徐永昌，是不需要担心的。

但战局的变化出乎了杨爱源与阎锡山的预料。

张兴汉率一支偏师自沧州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