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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8～9月间完全撤出了车臣。

是的，停战协定在那时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哈萨维尤尔特协定让人联想更多的不是停战，而是投降。是的，列别德将军当然是被马斯哈多夫、乌杜戈夫及其他车臣首领们给蒙骗了，但是，也可以说这位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那时是心甘情愿上当受骗的。1996年秋季他的声明是极其混乱的，其内容里对俄罗斯政府和军事指挥的指责要比对车臣首领巴萨耶夫和马斯哈多夫的指责多得多。

由前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党的状况非常复杂，其地位遭到了强烈动摇。现在有很多人回忆说，恰恰是切尔诺梅尔金应该对向沙米尔·巴萨耶夫匪帮的屈辱退让承担主要责任。1995年6月，该匪帮占领了布琼诺夫斯克市的医院和妇产医院。正是在巴萨耶夫下令大规模屠杀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后，切尔诺梅尔金竟然容忍这个匪徒带领非法武装分子像民族英雄凯旋一样回到车臣。在那时，俄罗斯社会舆论基本上是站在切尔诺梅尔金一边的，但到了1999年，开始有舆论谴责他软弱、缺乏自信。让我们想到的还有，切尔诺梅尔金在1995年夏宣布俄军暂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这为车臣分离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之得以在遭到失败和损失以后恢复过来。切尔诺梅尔金实现了自己对恐怖分子的承诺，但却未履行保障俄罗斯民众安全的直接责任。

车臣战争让斯捷帕申的政治资本贬值明显。要知道，在你来我往、无缘无故地频繁更换总理之后，谢尔盖·斯捷帕申在1999年夏的政治资本曾经大增。对于右翼政党来说，8月底的斯捷帕申是划得来的政治“新郎”。但在今天，提起斯捷帕申，人们想到更多的是1994年11月为阿夫图尔哈诺夫的“部队”招募俄罗斯坦克乘员的那件事。在那场对格罗兹尼市所发动的可笑的坦克进攻中，一些俄罗斯军官屈辱地阵亡。时任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谢尔盖·斯捷帕申竭力为自己辩护，推脱由于自己的失误给军队造成牺牲的责任。后来，斯捷帕申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两人一道成了导致第一次车臣战争以失败告终的罪人。

由此来看，斯捷帕申与亚夫林斯基结盟不但不会提高、反而降低了“亚博卢”党在政治上取胜的几率也就毫不奇怪了。亚夫林斯基在1999年秋对车臣问题所持的立场使他不仅在军警人员中非常不受欢迎，而且也遭到大多数政治热情高的普通选民的讨厌。

1999年秋，俄罗斯民众也出人意料地、根本性地改变了对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领导的“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的态度。早在8月，该联盟还曾被认为是所有竞选党派中最炙手可热的，但是，这个联盟的领导人却坚决反对俄军10月在车臣展开的军事行动，只是到了大选开始前的最后一刻，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才从谨慎批评普京的车臣政策，转变为小心翼翼并附带许多条件地支持这项政策。与此相反，正是在1999年10～11月，选民对刚刚组建的、由紧急情况部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著名运动员亚历山大·卡列林领导的“统一”或者称之为“熊”竞选联盟的支持率却迅速窜升。

取得这一政治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统一”毫无保留地支持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车臣政策，而相应地，普京也公开支持“统一”联盟。

攻克格罗兹尼

无论对俄联邦军队，还是对车臣分离分子来说，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从第一次车臣战争开始就成为了一种象征。随着艰苦卓绝和大规模流血的格罗兹尼战役的展开，这场战争才算真正开始。而结束也是在这里，因为车臣非法武装1996年突然攻克格罗兹尼，令俄罗斯高层极为震动，决策者被迫签订了有损国家尊严的哈萨维尤尔特协定。因此很少有人期望攻克格罗兹尼会向占领古杰尔梅斯那样轻松。

1999年10～11月，当俄军沿车臣平原地区向前推进，顺着捷列克山脉和孙扎山脉向格罗兹尼的远方要冲逼近时，很显然，车臣非法武装将把这座城市当作自己主要的堡垒来坚守。他们加固了上次车臣战争留下的防御工事。在俄军的猛烈火力打击下，他们的许多支队开始撤退，但不是进入山区，而是退守在格罗兹尼市各处的阵地。

车臣问题（8）

众所周知，巷战是任何一场战争中最艰苦、流血最严重的部分。一些军事专家因此建议包围格罗兹尼，完全封锁它，坐等那些失去外援的武装分子投降。不过，这个提议遭到了否决：因为像对格罗兹尼这样规模的城市实施包围需要大量兵力，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