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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杰利亚金写道：“制订这个危害性极大的纲领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实质。在有计划地减少收入低于生活贫困线的居民比重这一最重要的优先任务上，格列夫的纲领存在不足。”　经济学家纳塔莉娅·利马舍夫斯卡娅认为，格列夫所推行的纲领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这“会加快大部分俄罗斯居民贫困化的速度并摧毁国家的人力资源”。《独立报》在一篇题为《这个纲领比盖达尔的休克疗法还过分》的文章中，对格列夫的纲领做出了详细的分析和批评。　《独立报》作者、教授弗拉基米尔·拉祖瓦耶夫坚信，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听从格尔曼·格列夫和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建议：“盖达尔改革的翻版即将来临。这一回——它们有更好的政治保障，所以实施起来会更有成效。而那个几乎让所有俄罗斯人都讨厌的叶戈尔（即盖达尔—译者注）将会笑得合不拢嘴了。”

拉祖瓦耶夫教授这一次错了，他是在用愿望来取代现实。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2002～2003年偃旗息鼓，只不过是在详细研究并将这些改革措施运用到生活中去的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完全自由主义的税收改革已经开始并在逐渐拓展范围；土地法典、民法典、劳动法典以及刑事诉讼法典已经认真制订完成，并经议会通过、总统签署；住宅公共事业和自然垄断领域的改革也在分阶段地准备或已经进行；旨在提高而不是减少对退休者、残疾人、低收入者、儿童和老战士的社会保障领域内的“退休改革”也正在进行。

“自由主义”的概念是从“自由”一词衍生出来的。经济学需要自由。它不仅属于政治范畴，而且也属于经济范畴，是我们应当在几乎所有生活领域必须坚持、并且是必须理智坚持的伟大价值观。众所周知，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看成是自由的王国，而资本主义则是压迫和奴役的世界。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鲍里斯·涅姆佐夫和叶戈尔·盖达尔不止一次地谈到，普京总统有80％的可能性会完成他们的自由主义纲领。但是，与俄罗斯那些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自由派改革者相比，著名人物的头脑更容易诞生自由的口号，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首创的自由口号。在很大程度上，盖达尔、涅姆佐夫、丘拜斯及其志同道合者只是在败坏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声誉，在相当多的俄罗斯民众的意识里这些概念简直就成了骂人的词汇。作为政府组成人员，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带有强烈犯罪特征的无政府主义。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3）

在今天，经济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积蓄所有力量，旨在对其必须存在的所有领域和部门施加影响。这应当是一种新的、脱离了教条的自由主义，其基本流派尚需加以认真研究。

巩固国家和市场的作用

普京2000年7月在联邦委员会上所做国情咨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普京说道：“我们的立场极为明确，即只有一个能够保证公民、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强大国家，一个运转有效的国家，才能够为人民创建适宜的优越条件，促进我们俄罗斯的繁荣。”

这是惟一明智的立场——不仅仅对于俄罗斯。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的欧洲，从来就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从来就没有成为主要的发展因素，而国家从来不会只扮演一个“夜间瞭望哨”的角色。路德维希·艾尔哈德是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领域最有名的权威，曾被普京视为榜样，他指出：“具有现代意识、并清醒认识自己职责的国家和政府不会允许自己重新回到‘夜间瞭望哨’这一角色。”　21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通常打一些其他的比方，他们把国家所发挥的作用比作方向盘和船帆。

在本章前面，我曾经写到过国家在现代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但是，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和解释。在俄罗斯，当前的局势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调节的手段来巩固和发展国内健康的市场机制，其中还包括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私有制。这里有一种观点：国家一旦远离了经济，千百万民众经营活动的主动性就像打开了湍急的河流闸门一样，一发不可收。然而，这种观点非常荒谬，一旦这种情况变为现实，它就会露出不可行的真面目。那扇闸门是打开了，但是小河里流淌的活水和清水却混进了脏水，还会有毒液。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场“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奇迹并没有在90年代初重演。那时，在被国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