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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信封，念道——“为了有利于政府和那位自称巴里先生的绅士，最好对这件事保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家庭成员应该像你充满激情地描绘的那样长期处于消息禁闭状态，我很高兴能亲自扫除这种不必要的恐惧。在大不列颠的疆土之内，巴里先生和你享有同样的人身安全。”

老爷的脸上又是惊慌又是怀疑，大声问道：“有这事儿吗？”

大少爷恢复了镇静，说：“老爷子，这件事公开了我更高兴，伦敦方面直接给我的指示与这恰恰相反，要求我对这件事严守秘密，不准对任何人说，其中明确提到了您——那封信我还保存着，白纸黑字您自己可以看。大概是那些人临时又变了卦，这件事还是刚开头，要不就是给亨利写信的那个人误解了。老爷子，实话告诉您老人家，”说到这他愈是洒脱：“我原以为对我这个暴乱分子的宽恕是您老人家出面的结果，而命令我在家里保守秘密也是您老人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大恩大德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这才惟命是从。现在我也不知道政府对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施恩究竟是谁从中进行了疏通，亨利的信中已经有所暗示，我就不必再为自己辩护了。杜瑞斯迪家族里从来还没有一个当叛徒、特务的。”说到这，他很有几分自豪。

似乎他就这样安然渡过了难关，不过亨利先生并没有善罢甘休，他这时颇有几分哥哥的执着劲儿。

他说：“你说这件事还是刚刚开始？”

大少爷回答道：“就是不久前的事。”说着，他恰如其分地暗示了自己的坚决果断，但全身也不由得一阵颤抖。

亨利先生迷惑不解，再次把信摊开，说：“真是不久前的事？”

信中压根儿就找不到日期，大少爷怎么知道是不久前的事呢？

他笑了笑说：“对于我来说，这封信来得太迟了。”听到他那破钟一般的奸笑声，老爷在桌子对面朝他望了一眼，我发觉他那双苍老的嘴唇挤成了一团。

亨利先生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信，说：“不对，我记得你的原话，你说是不久前的事。”

这时我方已然胜利，老爷又要顽固地庇护他的宠儿了，而庇护的方法自然是不让自己的爱子在众人面前出洋相。他急切而又可怜巴巴地说：“亨利，我想没有必要再吵下去了。你哥哥平安无事地回来，全家都很高兴，这一点大伙儿的心情是相同的。说点开心的事吧，来，咱为国王他老人家的健康和恩典干杯。”

就这样大少爷下了台阶，不过我们总算让他难堪了一回，这个台阶下得也是趔趔趄趄的，众人对他所谓临危不惧的精神再也不是那样景仰了。老爷内心深处也明白爱子是政府派来的特务。亨利太太（不论她怎样讲述这个故事）对这位假冒的传奇式英雄忽然间冷若冰霜。其实这场骗局中有一些破绽，问题是你找不找得到，看不看得出来。破绽一旦败露，整个骗局也就土崩瓦解了。不过，即使幸运地发现了破绽，如果不把他在老爷和二少奶奶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摧毁，说不准仍会导致可悲的结局呢。

然而我们的胜利并没有取得什么实效。一两天过后，大少爷就恢复了元气，一扫前日的尴尬，仿佛自己的形象仍和以往那么高大。杜瑞斯迪老爷则陷入到父爱的偏执之中，不过与其说他是积极主动地爱儿子倒不如说是他的正义感等其他情感因素淡漠、窒息了。就像老年人遇事爱流眼泪一样，甚至他对儿子的宽恕（姑且用一个高尚的词）也是感情脆弱的表现。亨利太太的情形就大异其趣了，大少爷找了一些什么话题在她跟前絮叨，又是怎样使她变轻蔑为爱怜的，只有天才晓得。感情这玩意儿就是这么怪，说的什么话关系不大，说话时的声音特别重要。说的什么内容无伤大体，说话的人是谁却非同小可。反正他是找到了一个什么借口，要不就是用了一种什么手段使自己出洋相的羞辱变成了一种值得同情的理由、值得钦佩的本钱。经过了一阵子的冷淡，太太对他的态度反而比以前更亲热了，两人经常凑到一起。如果谁说我对这个不幸的女人持有什么偏见的话，那么实际情况应该是我对她的行为不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怎么说，近来我觉得她有点儿铤而走险的味道。我的感觉对不对没关系，亨利先生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可怜的他一连好几天呆坐在我的账房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都不敢主动去跟他搭腔。不过他跟我在一起，并且知道我很同情他，心灵里似乎得到了某种慰藉。我们俩也有谈话的时候，双方说出来的话都很不是滋味。谈话的内容从不涉及旁人，从不提起任何具体的事件。不过我们脑子里的想法一致，彼此之间也心照不宣。语言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