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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淳朴，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呛着了小韩。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每天断官司之余，爱给民众讲话。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小韩就更要讲了。小韩是延津的县长，本来啥时想讲，啥时就可以讲；但几场话讲下来，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话是能听懂，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为了一个懂字，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讲话先从学堂讲起，再普及民众。但当时的延津，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但现盖一座学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盖学堂需要钱，延津是个穷县，急手现抓，一时哪里抓得来？就是现成有钱，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盖不起一座学堂。小韩等不得，只好因陋就简。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教堂就变成了学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

《一句顶一万句》　第一部分　出延津记　第四节（3）

“县长，你办民学我不反对；你没收教堂，上帝是不会答应的。”

小韩啧嘴：

“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他说他同意。”

老詹：

“县长，这玩笑开不得，你要这么弄，我到开封教会告你。”

天主教会，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官府也让三分；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

“詹先生，我别的都怕，就不怕打官司，您快去快回，我在县衙等你。”

没想到小韩这一刀，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名叫雷吉奥？古斯塔夫，大家都叫他“老雷”。老詹和老雷有隔阂，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而是有教义之争。争别的也就罢了，两人争的是“和子句”，这就要了命了。教义上有分歧，这教越传，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合并到其他分会去。老詹说去告状，也就是那么一说，没想到没吓住小韩，倒是第二天一早，教堂门楣上“天佑东方”四个字，就变成了“延津新学”。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

学堂有了，小韩又在县域内招教师。小韩招教师既重学问，又讲口才。讲口才不是讲你如何能说，是讲你如何不能说。最后选出十几个教师，皆是闷嘴葫芦。选这类人并不是小韩喜欢笨嘴拙舌，而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嘴也不停地说；小韩一说能说到正点上，他们不停地说，如果说下了道，就把话说乱了。接着在全县范围招学生。小韩招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过去没上过学的孩子小韩不要，入新学者，须在乡下念过五年私塾。因小韩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讲话，现栽苗现浇水，小韩嫌季节太长；念过五年书的人，才能听懂小韩的话。既招男学生，也招女学生。由办学小韩又想到官制改制，将来县政府各科的科员，也准备从“延津新学”毕业的学生中遴选。延津是个穷县，县上财政一时维持不了“延津新学”，学生的学费还须学生家长自己掏腰包。小韩办学虽有些张冠李戴，但学生上了新学之后，就有可能到县政府当科员，许多乡下财主，便把自家的孩子从私塾拔出来，送进了“延津新学”。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关系，过去他把杨百顺和杨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学《论语》，是因为不用交束脩，学是白学；现在小韩的新学上个学还要交钱，老杨打死也不会送杨百顺、杨百利进城上学。何况他也不想让他们哥俩儿将来到县政府当科员，不当科员在家里做豆腐是自己一个徒弟，当了科员就更不把爹放到眼里了。但在小韩的新学开学的头五天，老杨又改了主意。老杨改主意不是因为老杨，而是因为赶大车的老马。老马家里要翻盖厢房，头一天请老杨去做豆腐。豆腐做完，已是晚上。老马以为老杨累了一天要回家歇着，马家庄离杨家庄还有十五里路；但老杨从灶房钻出来，还要拉着老马聊天。老马跟老杨在一起不怕别的，就怕聊天，因为老杨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聊起话儿来，每次都是老杨占他的便宜。自打认识老杨，老马给老杨出过不下一百个主意；老马从老杨那里，听到的却全是废话。粗开玩笑行，细聊不行。更烦人的是，老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