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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厂。而且一切都由我们投资，他们将来只保证棉花的供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也没有任何保证和承诺。没办法，我们又到尼日利亚跑了一趟，也同样没有跑出任何结果。不要说八字不见一撇了，纯粹连个影子也没有。但公司的领导却四处宣扬，说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家外方公司，要同我们进行合作，已经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其实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是最清楚的，所谓的意向书，其实只是双方各自给对方提供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材料。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嚷嚷这件事，甚至还连着几次煞有介事地同银行谈判，希望银行能同意他们的条件。”

“按你所说，他们出国那么多次，唯有你这一次才是实质性的？”李高成有些难以相信似地又问了这么一句。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高双良想了想说，“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出国就没有一点儿为公司着想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也确实是想给公司找一个合作伙伴。如果确实找到了，合资成功了，他们也就解脱了。但这只是他们很多意思中的一个意思，或者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且不只是我，包括他们在内也肯定会觉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可能会有哪家外方公司，愿意同一个欠债将近六亿的亏损企业进行合作。除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让国家和银行把所有的债务全都承担起来，这才有可能引来外资和合作伙伴。但国家会答应吗？银行会答应吗？就是我也绝不会答应。国家建设起来的公司，公司又欠着国家的债务，如今却要把国家的公司同外方合资。以他们的说法，认为推开债务其实是个无关紧要并不存在的条件，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又怎么能说并不存在？一旦合资，这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产权属于两家共有，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内属于两家共有，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损失将近一半的情况下，债务又全部推给了国家，国家受害，却让外商赚钱，这岂不是在卖国、在坑害人民吗？又有谁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敢答应这样的事情？”

李高成只觉得额头上的汗珠都快渗了出来，他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总工程师的话几乎就是冲他而来的。昨天他几乎都给迷惑了，还觉得他们说的是那样的有道理，甚至还觉得应该同意他们的想法。好像什么都想到了，却恰恰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么深！连下边的人都想到了，你这个当市长的却没能想到，就算感情左右了你，那么连立场也能丧失了？你是国家的一个执政者，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自己却被一种下意识的感情包裹着，被一种嘴上不承认、实际上却无法挣脱的昔日情结紧拖着，竟几乎完全丧失了责任和理智。看来真应该认真地检讨检讨自己了。你是一个市长，这并不是一个小位置，也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的位置，很可能在你一时疏忽、一时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国家的几千万、几个亿，就会一下子全没了。而令人可悲的是，当你成了一个卖国者，或者干了一件卖国的勾当时，你却丝毫没能意识到你是在干什么！

李高成努力地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仍然也只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一方之词。现在就对此事定性或者下结论，只怕还远远不到时候。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天在公司小会议室里听汇报时的那种感觉，自己不也曾为他们的工作和努力而深受感动吗？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抱以理解和认可的态度吗？然而为什么一听到另一方面的言论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一下子就会全变了，而且是变得这么彻底？是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或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遇到这一方时，感到这一方全对；听到另一方时，又会感到另一方也没错。于是就觉得事情一定非常复杂，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况和道理，所以也就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各打五十大板算了。谁也别闹了，谁也别争了，现在的事情，谁的事情也不好办、谁也有谁的道理。都市场经济了，还闹什么，争什么呀，也不看看什么年月了，还告个屁的状！于是该压的压一压，该说的说一说，最终还是个不了了之，一切照旧。老百姓买不买帐，工人们满意不满意，那也就顾不得了，由他们去吧！如果真的都成了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还会有是非标准么？功罪如何评价，对错又如何区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能糊涂到这份上，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力来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一个领导，尤其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时，那岂不等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突然想到了前天晚上在公司里遇到的情景，当时自己对公司领导的处境还极为不满，怎么会把干群关系闹得这么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