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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就算不引退，宣战案目前也行不通了。”

“我就是不走，看总统奈我何？”

“总统有罢免总理之权。”

军官们起哄：“如果出此，我们就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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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节：大国的迷失（60）

总统批准了海军、司法、农商三部总长的辞职，只留下外交总长伍廷芳，不予批准。他已经打算让伍廷芳代阁了。段祺瑞怒发冲冠，鼻子一歪再歪。他接到日本政府传来的信息，他们对他是否维持总理职务相当留意，因此他已没有办法正常思考了。他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和总统决裂。

军人们就如何把最后决裂的责任推给总统，互相交换了意见。第二天，他们推举了一位年老的督军领衔，联名呈请修改宪法，他们指责宪法对内阁和内阁总理的地位没有确实的保障。

由于受到内阁垮台的鼓舞，黎元洪对这份呈文不屑一顾。他知道美国公使已经向军方施加压力，如果他们发动任何推翻国会的运动，将得不到美国的同情。因此，总统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了。

5月21日，督军团突然离开了北京。

事先没有任何人得到消息，然而，当事情发生以后，却人人都能意识到，这不是好戏的收场，而是刚刚开幕。只有黎元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当满载军人的火车刚一驶离前门车站，总统便下令罢免段氏的职务。人们十分纳闷，总统哪来的把握呢？5月22日，黎元洪在为他的美籍法律顾问饯行时，心情愉快地对芮恩施说：“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要免段将军的职，组织一个新内阁，并且让国会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决定参战问题。”

芮恩施觉得很奇怪，他问：“不和段将军合作，政府能够维持下去吗？”

“哦，我想是可能的，”黎元洪说，“一切都已安排好了。”

芮恩施追问，总统准备依靠什么人来渡过目前的难关？黎元洪悠然自得地回答：

“张勋将军会帮助我的。”

黎元洪曾被西方外交家认为对政府具有现代概念，但他生活在充满帝王色彩的北京，在遗老遗少的包围之下，他真的理解现代政治的意义吗？仅仅一年多以前，他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但现在他却主动把复辟的危险引入庙堂之上，铜驼之侧。帝国的梦想：1917年7月1日，北京人纷纷燃放鞭炮，挂起龙旗，狂热地欢迎皇帝回来。中国的官僚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私臣意识，他们对“忠”的伦理判断，完全基于君臣“不贰”的私人关系，而非国家的利益。早在战国时期，这种君臣关系就高度官僚化了。

在被迫与共和制度妥协的前清官僚集团里，差不多人人都有某种程度的复辟倾向，只不过谁也没有张勋来得那么公开和强烈而已。这位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脑后，至今还挂着一条大辫子。他和北洋集团的头面人物不仅保持着密切来往，而且有着相同抱负。这些帝制分子包括前国务卿徐世昌、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直隶督军曹锟、福建督军李厚基，甚至还有副总统冯国璋。他们和张勋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要绕大圈子，一个要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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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大国的迷失（61）

北洋集团的复辟梦想，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创始人袁世凯那里。这位以“八十三天皇帝”闻名的独裁者，从不相信共和制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即使在他承认共和政体的时期，他还是坚信，一般人民是极端保守的，拥护帝制的。

他的观点代表着北方官僚集团的普遍看法，这些人（乃至广大的平民百姓）从未受过真正的民主政治训练，他们在现代的代议制度面前显得茫然无措。什么民有、民治和民享，完全一窍不通。

离开北京只有几里地的乡下，人们就已经把总统的官衔和皇帝的新年号混为一谈了。拥护帝制的人常常把这作为例子，证明共和制度不曾引起一般民众的兴趣，中国没有真正懂得法治的人，所谓民主政治，言之过早，“不合中国国情”，恒为朝野最常听到的理由之一。中国人喜谈“以人为本”，然则在政治上一味强调以人为本、德治天下，最终必然导致人治，也就是君明臣良的理想国，而不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

袁世凯乃两千年专制文化培养出来的权力狂，别说他有六镇劲旅，就算他手下只有六个排的大兵，也不会甘心屈从于墨写的法律。正如老子所说：“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那些落草为寇，占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