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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虽然他的“职业”是给人算命的，却很少见他像别的“算命先生”那样主动迎住路人，拉别人算命。他总是举一块小牌子，静静地站在天桥一侧，等待着别人主动“上门”。

由于我经常在人行天桥上走动，又和“大毛”、“二毛”打成一片，因此和他们的“阿爸”早就混得眼熟了。我看见他会主动地笑一笑，他也会作为回应地冲我点点头。

从外貌看，他是那种长得有几分清秀的男人，脸较白，正前额的一块地方虽然谢了顶，但四周的头发很有型地贴在脑后和耳际。他常穿一件蓝色、西服式领口的中长风衣，虽然有些旧，但还算干净。他的怀里，总夹着一只铁制拐杖，但走起路来也看不出有太大的异样。

终于有一次，我停在他的身边，主动地问他生意好不好。他说，现在算命的太多了，一天挣不到几个钱。又说生意好不好他无所谓，反正也不靠这个吃饭。

我有意提到那两个流浪儿，说有人告诉我，你是他们的“阿爸”。他并没有太大反应，只是问我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也是流浪到此地，经常在这一带捡渣子，还告诉他我住的地方就在附近的丁字桥。他说那个地方他也住过，不过总是有人管，弄不好还会被抓起来。

慢慢地和他聊多了，他对我也放松了警惕性。他告诉我，他叫李辉银，是湖南省邵阳洞口县农村人，今年45岁，1976年初中毕业（实际上没有毕业），说起来也算是个“文化人”。

李辉银说，之所以现在沦落到以算命为生，是因为他曾犯过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口气他一直憋在心里。1975年，初中毕业前夕，他看到“文革”中有大量的老干部被打倒，就在日记本上写道：党的领导同志可能在这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了5年牢，右腿下肢被打残，以至今天不得不拄着一只拐杖。1980年平反后，他就不断上访。他看到城里的同志平反后算工资算工龄，还有补偿，而他一个农村人什么都没有。他咽不下这口气，这一上访就是十几年。为了生活，他在90年代曾组织人上山造绿，到过云南、甘肃张掖，去内蒙古搞药材卖，当时一天可卖二三十块钱。2001年11月又从甘肃流落到武汉。到武汉时已经几乎身无分文，只好凭借以前曾看过几本“周易”的书，对易理略知一二，干起了“算命先生”这一“行”。

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李辉银显得非常激动，他说家乡太苦了，宁可在城市里当疯子，也不愿在农村当主子。1987年到1990年，李辉银曾有过短暂婚史，并于1989年生下一个儿子。如今，李辉银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回过家了。

谈起两个流浪儿舒胜利和舒家华，李辉银说，2001年12月的一天晚上，他睡在中南路人行天桥下时，看到两个大人在猥亵一旁的两个流浪儿。那两个大人也是附近要饭的，当时他就觉得他们不是善类，不是同性恋就是有恋童癖好的。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冲上前骂那两个人，把他们骂跑了。后来那个小一点的舒家华就对他说，他们害怕，问能不能跟他们一起睡。见两个孩子可怜，他便开始与他们相依为命。

李辉银说，刚开始，孩子们有很多病：尿道炎、皮肤长疮、脚癣，他就给两个孩子买药治病。在他的细心呵护下，孩子的病慢慢好了。因为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缺少爱，他们之间渐渐变得难舍难分了。30多天后，小的开始主动要认他作干爹，喊他“阿爸”；大的一个性格内向一些，直到现在才开始喊他“阿爸”。

4、流浪组合“家庭”

谈起舒胜利和舒家华，李辉银的脸上总荡起很开心的笑容。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义愤填膺。他的语调很大，完全不顾路人的眼光，这与最初猜测的他谨慎、内敛的性格有些不太吻合。

慢慢与李辉银混得熟了，我提出到他们租住的地方去看一下。李辉银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只不过有些远，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我说没关系。

这天晚上“收工”后，李辉银带着舒胜利、舒家华和我一起回家。走了约40分钟的路程，在位于姚家岭吴家湾村的一座垃圾场旁边，李辉银指着一排低矮的露着红色墙砖的房屋中的一个“布帘”门说，那就是我们的家。

房间的面积很小，只有几个平方，设施也很简陋，除了床几乎再找不出什么家具。门口挂着一个又破又脏的大“布帘”，李辉银说，那是一块蚊帐，因为附近是垃圾场，苍蝇铺天盖地，门口不得不挂起这块蚊帐来挡苍蝇。李辉银还半开玩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