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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的闲人，跑生意的忙人，各个阶层的都有，县供销社一个煮饭的伙头，婵联三届围棋冠军，街上一个修锁的瘸 子，婵联五届象棋冠军。”董秘书如数家珍，越说越兴奋，好似这方面的行家。

“这么厉害。”凌秘书看了一下四周的棋友。

“高手多呢。不象我们县直机关单位个别之人，只会拉关系拍马屁，什么文体活动都挨不上边。最看不惯的是，有的所谓领导，只会对人指手划脚，把手下人当孙子。”董秘书越说越气愤。

“到处一样，见怪不怪。”凌秘书没有发现空桌，只好与董秘书靠在树干说话，“听人说你对《周易》很有兴趣，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迷上《周易》？”

“你以为《周易》离我们很遥远，是吗？不！他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平常说的很多成语，我举几个，如：居安思危，自强不息，韬光养晦，否极泰来，三阳开泰，革故鼎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义结金兰等等就出自《周易》的句子。”董秘书一说《周易》便来了劲。

凌秘书说：“那你认为，人的命运是天生注定的吗？”

“人的命运是个人性格决定的。人的性格有老成持重的，遇事忍耐的，消极避事的，超脱圆滑的，幽默风趣的，因循守旧的，知足常乐的，你属于那一种？”董宪章问道。

“我真的还不知道属于那种。”凌子鼐不假思索地答。

董宪章提问：“臂如，唱歌的和体育的，你佩服谁？”

董宪章见凌子鼐摇摇头，接着发挥：“唱歌的是靠天赋的好嗓子，是爹娘给的，有了好嗓子不用花费多大努力就可以开唱，好与差没有绝对标准。你看这几天电视上播出的全国歌手大赛，选手上台演唱，台下一溜排地坐着所谓的专家煞有介事地当评委，但是对于同样一个选手，有的评委给98分，有的评委给84分，高的为什么那么高，低的为什么这么低，这其中大有猫腻。你要他说好的理由，他能说个一二三，你要他说差的原因，他照样能说个三二一，完全是凭专家评委个人意愿给出的印象好坏吗？选手长得顺眼尤其是女选手长得漂亮，选唱歌曲又符合自已的爱好，或者赛前有熟人打过招呼送过礼物，分数肯定要高，女选手比男选手要高，专业的比业余的要高，城市的比乡下的要高，这就是‘主观分’。这点不象体育比赛，体育比赛是竞技运动，有的是极限运动，除了天赋的好体质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常年累月日以继夜地训练，那怕你不讨领队喜欢，不讨裁判喜欢，不讨教练喜欢，不讨队友喜欢，只要我赛得过他人，我跳的比你高厘米，我跑的比你快秒，我就是冠军，你就是亚军。体育成绩都是‘客观分’。所以我一贯欣赏体育赛手，不太欣赏唱歌选手。这种机制要是引入官场该有多好！”董宪章越说越兴奋。

“体育比赛不是也有服用激素兴奋剂之类的，尿检时被发现，取消比赛名次，还被限制赛事。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当得上领导的人自然有他的一套本事？讲写算，吃喝玩，拿得起，放得下。当官是靠综合素质，不是单科成绩。”凌子鼐不赞成董宪章的看法急于争辩。

“不，不，”董秘书说，“什么综合素质？无非就是察言观色，阿谀逢迎，爬到一个位置，狐假虎威，傍官造势。什么综合素质？当官又不是靠打擂台赢来的。大家赤手空拳来个你死我活，你赢了，服你，你输了，罚你。我是不羡慕当官的。”凌秘书感觉董秘书火药味太浓，有的人的看不惯他，他也看不惯有的人，可能与他说话不拘言行、口无遮拦有关吧？

凌子鼐听说董宪章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哲学系毕业，感到新奇，顺着官的话题就与他闲聊起来：“当官是没有标准的，当上就成。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不论是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还是汉朝的‘察举制’和‘征辟制’，或者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而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使得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以至后期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可惜世道总不太平，科举制度最终还是被废除了。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