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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向中央银行承诺，不会要他们花一分钱。我们从别处筹集实施那一规划所需的资金。

自从在吉大港执教时起，在我要求支援时总会有一个国际组织来支持我。这就是福特基金会。林肯陈（Lincoln　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　Biggs），彼尔富勒（Bill　Fuller），还有其他人，支持了我们的事业。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福特基金会对我们的试验尤其感兴趣，并积极帮助我们消除那些商业银行家的疑虑。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孟加拉的代表亚德里安杰曼（Adrienne　Germain）请了两位美国银行家做顾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估。玛丽霍顿（Mary　Houghton）与罗恩格齐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来自芝加哥南岸银行，他们到达卡访问我们，还去了许多村子访问，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

1981　年我告诉亚德里安说：“我需要一笔机动的资金，用它来应付我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我还需要给为我们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家提供一项担保，这样，他们就不会借口规划扩展风险过大而退出了。”

由罗恩和玛丽推荐，福特基金会同意向我们提供　80　万美元作为保证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根本不会去动它。“有这笔钱在那儿，就会带来神奇的效果。”我说。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把那笔资金存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从未取用过一镑。

我们还从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开发基金（IFAD）商贷了　340万美元。这笔款项与从孟加拉中央银行贷出的一笔贷款对应，将在之后三年内用于五个地区的格莱珉扩展规划。

于是，在　1982　年，我们启动了覆盖五个互不相连的地区的扩展规划，它们是：位于这个国家中部的达卡地区，东南的吉大港地区，东北的伦格布尔（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盖尔。至　1981　年底，我们累计发放的贷款总额是　1340　万美元，而仅在　1982　年一年，我们贷出的金额又新增了　1005　万美元。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1）

虽然孟加拉人口有一亿两千万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们彼此大多是大学时期的朋友。孟加拉的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帮助格莱珉克服一些否则简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碍。举A。M。A。穆希思为例，我在美国教书时，他是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配合进行游说美国政府的工作，并努力争取赢得美国公众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是朋友。

1982　年，我们又在库米拉的孟加拉乡村发展学院（Bangladesh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见面了。我到那里是要提交一份有关格莱珉银行未来发展规划的报告。当我们在会议厅聚齐时，得到了消息：一场军事政变颠覆了平民政府，军队首领侯赛因穆罕默德阿萨德将军（Hussain　Muhammad　Ershad）夺取了政权并宣布戒严。由于不许我们离开那栋大楼并且禁止任何会议，穆希思和我与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学院的食堂里聊天。

当穆希思还是一名行政人员的时候就很仰慕格莱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开展格莱珉试验。困在会议室里，我用了大半天时间向他解释将格莱珉办成一个独立银行的理想，还讲到那些政府里的公仆们与中央银行的官僚体制如何与我作对。这天结束时，军方解除了对公众活动的限制，我们回到了达卡。

几天之后，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为财务大臣。于是，我在学院“浪费”的那一天工夫就对格莱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个月以后，我见到了穆希思并请求帮助。他主动建议将格莱珉事宜放在中央银行下个月度会议的日程上。那是个很艰难的会议，穆希思面对的是自所有国有银行的董事经理们暴风雨般的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一打理由说明将格莱珉转变为一个独立银行是不明智的。

会后，穆希思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尤努斯，你有耐心吗？”

“有，我也只剩下耐心了。”我说。

“那好，那就让我来用我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吧。”

两个月以后，穆希思又召开了一次由七名董事经理参加的会议，格莱珉试验就是通过这七位经理所在银行的分行进行的。他又一次提出有关格莱珉未来的那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人又都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