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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腮胡子态度也稍稍和缓了些，从旁边一个矮小憨厚的老汉手里拿过几张纸来，递到温纯面前，说：“你看看，这是他们打的欠条，三年积攒下来，加起来好几千呢。”

温纯想把他手上的纸接过来仔细看看，可络腮胡子一下就把手缩回去了。

温纯笑笑，把手背到背后，说：“大哥，你让我看看清楚好不好？”

络腮胡子也尴尬地笑笑，说：“不是我小气，怕搞丢了，连个证据都没有。”说完，又把几张纸条递到了温纯眼前，一张张地展开给温纯过目。

温纯仔细看了看，是几张收条，上面写着从某某副食店拿了烟酒等生活日用品，共计多少多少钱，下面还有详细的清单，林林总总的跨度又三年，加一起大概有三千多块。最后，还盖了路桥公司九里湖大桥项目部一工区的公章。

很显然，这是路桥公司在修九里湖大桥的时候，赊欠某某副食店的账单和欠条。

其他的人以为有了指望，也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些纸条。

温纯也一并看了看，都是路桥公司九里湖大桥各个工区开具的欠条，有的盖了公章，也有的只有经办人签字，欠钱的名目除了有拿了副食店的生活用品，还有就是请了谁在混凝土工厂扫地的工钱、用了谁家的拖拉机的租赁费、拖欠了挖沟填土的工程款，名目繁多，十几个人杂七杂八地加起来，拢共有好几万块。

最大的一笔是络腮胡子拿出来的，路桥公司租用了他家的农用车，为工地拖运沙子片石等等，根据协议条款办理了结算手续，中间支付了一部分，还欠着三万多块。

从协议上的签名看，络腮胡子的名字叫袁大超。

听了村民们七嘴八舌的诉说，温纯心头也有些火往上窜。

“太不地道了！”这是温纯的第一反应。

温纯是在温家岭乡长大的，自然知道乡里的一个小副食店，做的是薄利多销的小本生意，一年下来也挣不了几个钱，路桥公司赊欠了人家几千块钱，一拖还好几年，人家的副食店还开得下去吗？

村民们还说，他们去路桥公司讨要过了，路桥公司的人要么避而不见，要么用当事人不在来搪塞，络腮胡子袁大超说了几句狠话，竟然有几个大汉围过来，凶神恶煞般地威胁，让他当心哪天农用车出门会被大渣土车撞了。

他们在路桥公司的院子里吵吵闹闹，砸破了几个花盆。路桥公司的人打了110，把民警喊来了，说他们破坏公共秩序，差点把袁大超弄进了拘留室。

他们经人指点，也去找过劳动监察部门，可劳动监察部门的干部打了几个电话之后，非常遗憾地说，这不是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你们可以去法院打官司。

后来一打听，打官司还得先交什么诉讼费。

村民们一听就泄了气，只得回头再去找路桥公司。

路桥公司接待他们的人反倒过来跟他们哭穷，说，市里欠了公司几百万，我们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家里也快揭不开锅了。并一再承诺，只要工程尾款一到位，我们会通知你们来清算的。

说着，还一指边上几个衣冠楚楚可怜巴巴的人说，你们看，这是材料供应商，欠他们的都是上百万，你们这几个小钱算什么呢？

在这期间，原先某个工区的副经理找到了袁大超，答应先支付他一部分拖欠的款项，让他不要再带人去公司闹腾。

袁大超算条汉子，拒绝了。

最近一次去讨要，是在过年前，路桥公司的人说，欠你们的钱，我们不赖账，可是，市里欠我们的钱，我们才会欠你们的钱，有本事你们去市里闹去。

村民们一气之下就闹到了市政府，听说是来讨要拖欠款的，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开始劲儿挺足，等问清了是路桥公司欠的钱，马上就没脾气了，只得逐级汇报。

汇报到常务副市长林亦雄那儿，林亦雄一个电话打给城建局的局长宋飞龙，宋飞龙又一个电话路桥公司，让路桥公司的领导来解决问题。

路桥公司来了位工会主席，带着几十个人把村民们弄上了一辆大客车，拖到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工会主席很客气地答复说，你们吃完饭先回去，再等些日子，我们还要来九里湖修桥的，到时候新帐旧账我们一起算。

袁大超他们当然不肯，可饭还没开始吃，来了一帮子黑衣黑裤的小青年，手里清一色的都攥着一根小木棍，把他们围在餐馆里，虎视眈眈地盯着。

就这样连哄带骗外加威胁，一顿饭就把村民们打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