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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以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九、十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感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和吴早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奉军这样顺手。所以在吴认为对孙有恩，孙不致于坐视不救。可是在孙来说却不是这么想。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孙亦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鼎足而立。

当孙击走奉军，收兵回南京时，竟唱起了“联省自治”的旧调，这个调子是吴最不喜欢的。从前湖南人唱省宪时，赵恒惕是吴的好友，吴尚耿耿于心；如今吴的同乡也唱起了，吴悻悻地说：“这简直是南腔北调。”吴曾派蒋方震到南京，代达吴的意愿，吴表示自己主张武力统一，但反对穷兵黩武，不过为了统一不能不使用武力，这所谓的武力是促成统一的工具而不是制造战争的工具。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玉祥）在所必打，同时他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蒋方震到南京把吴的话告诉了孙，孙的答复不着边际。

蒋方震是中国军事学权威，他敬慕吴的风骨，吴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由于记帐项目不同，因此貌合神离。吴认为尽管孙有孙的打算，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

可是，孙传芳则认为吴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于革命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孙之不敢公然叛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的部下主张拥吴，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周凤歧、白宝山、马玉仁等都是吴的信徒，孙虽高踞五省联帅宝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吴，这些吴的信徒捣乱有余，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顺，在电报上还是写：“玉帅钧鉴”。

浙江内部不是很稳定的，因为夏超和周凤歧都各有私心。夏超是民国初年浙江一霸，任谁在浙江督军任内都不能不迁就他。夏曾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颇有只要吴有令，他就可以自任去孙之责，吴则一再复电告诫夏勿妄动。孙和夏既然不和，孙亦有去夏之意，吴亦电孙劝他不要自相残杀，并保证夏不会反孙。吴的本意出于至诚，怎知却招惹了孙的反感，加强了孙去夏的决心，这都是吴不懂权诈的缘故。

齐燮元做了吴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也招来孙的疑忌，因为齐燮元是老江苏督军，当然不会忘记六朝金粉之地，其实吴根本没有意思要齐回南京，只是孙有这种担心而已。孙还有一心病，就是吴和奉张的联合，孙以击走奉军而登上五省联帅位子，现在吴、张联合了，孙岂不日趋孤立！

吴、孙之间的旧帐越算越糊涂，因此有靳云鹗要和孙传芳合组“新直系”的传说。当吴军攻南口不下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和张宗昌，同时派专人密告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嘉谟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第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