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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夏安最近来信了吗？”苏珊突然问说。

“没有。最近怎么都联系不到她，我怀疑她是不是就准备这样消失了。”

“过段时间她说不定就回来了。现在她应该还是觉得有些难为情吧。”

“我们连小黄片都一起看过，那种程度的东西有什么好难为情的。”我不以为然地说。

“你看过她写的那些小说？”

“只看过目前改编成电影的那部。”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苏珊斜了我一眼说，“她既然躲着我们，那就说明她不想让我们看到那些小说吧，你还非要挖出来看。”

“我就是觉得好奇嘛，又不会取笑她。”

她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过了会儿，她又问说：“你的工作最近怎么样了？”

“就那样呗。”我仰躺在椅背上说，“说的好听点叫助理主持，其实每次录节目除了读读观众来信，提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过就是站在那里充当赵铭泽的背景而已。”

这一周来，我做的尽是这种让人泄气的工作。当然，我的工作同样包括帮赵铭泽买早餐，修改台本，摆好苹果光的位置，以及忍受他刻薄的侮辱——我来到《听。说》栏目组的第一天，他就从我手中夺下一只多拿圈扔进了垃圾桶里，说：“你知道外面有多少把自己饿成厌食症的女人正在排着队等着替代你吗？你居然还在这里没有任何压力地猛吃。摄像镜头有拉伸效果，你做了快半年的主持这点事都不知道吗？如果不想自己的脸在电视屏幕上看起来像只脸盆，就去给我再减掉5斤。”

“那天他居然还跟我说：‘大姐你能把那件外套扔了吗？你以为自己是火龙果吗？而且波点去年就已经过时了，别再让我看到那件裙子了好么？’你能相信吗？我还是头一次遇见嘲笑我的穿衣品味的人。”我忿忿不平地对苏珊说。

“他们这些人多少都有点刻薄吧。”苏珊笑说。

“对吧？那天我这样说，他还说我对他们有偏见。”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优点，至少你不用担心会被性骚扰不是吗？”

“这估计是这份工作唯一仅有的可取之处了吧。”我撇撇嘴，突然想起了什么，便问她说，“对了，上次联谊时我见你跟一个男人聊的很投机，后来有没有继续见面？”

“没有。那人后来就没有打电话给我了。”她放下手里的牛奶说。

“我真搞不懂那些明明要了别人电话却又再也不联系的男人。”我说。

“可能是他们回去之后越想越觉得彼此不合适吧。或许那天晚上他只是假装跟我聊得很投机也说不定。”她笑笑说。

我顿了顿，又问说：“苏珊，其实我一直想问你，这么多年来你一直不结婚，你爸妈不会觉得很着急吗？”

“怎么不急啊？这几年那俩老人家一有机会就在我耳边唠叨，听的我耳朵都快生茧了。”她脸上颇有些无奈，“最近他们居然还通过以前的同事帮我介绍了一个男人，让我去跟他相亲。”

“哦？是什么样的人？”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南方一所二本大学毕业，国企员工，35岁了还在一个闲散部门做副科长。”她言语间似乎对那男人有几分轻视。

“长得怎么样呢？”

“不知道。那天我爸妈只跟我提说那人在北五环有房，我忍不住对他们发了火，根本就没去见那男人。”她说。

“为什么不去见一下呢？因为反感你爸妈干涉你的婚姻？”

“也不是。我只是觉得自己被轻视了。我是一家大型律所的合伙人，拿着中产以上的年薪，他们却认为我已经贬值到只配得上那样一个副科长和他那套在北五环的房子。”她说。

三月过了一半，每个人的生活都忙碌了起来。唐文心开始不厌其烦地翻着其他大学的联络簿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咨询调剂的事情。苏珊接到了一个很大的民事诉讼案，也慢慢忘却了那个让她心情不快的副科长。方路扬说月底想去旅行，便接下了更多影楼的工作。

我也在自己的生活里忙碌着。我果真像杨康所说的那样回到了从前那种每天挤地铁、用信用卡买鞋子、去超市购物时在心中暗自计算着价格以便不要超过银行卡额度的寒酸生活——好在我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公寓。早上八点，我在人群的匆忙碰撞中挤进地铁的车厢，看一本小说忍耐那半个小时的艰难时光。随后，我会在九点之前帮赵铭泽买好咖啡和早餐，背熟自己台本上寥寥无几的台词。没有录影的时候，我也会去参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