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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2)
眼下这座房子的六神无主,大概就被他那时的决定所决定了。
1926年,电影在中国兴起,欧阳予倩又参加了电影公司,编导了《玉洁冰清》、《天涯歌女》等在中国电影史上占相当分量的影片。影星赵丹、谢添都靠他编导的影片发迹。
欧阳予倩似乎并不是要获得一笔可靠的缓慢增长的财富,而是持续挥霍手头上一切可利用的变动价值,不歇脚地制造使世人咋舌的契机。
抗战时,欧阳予倩因为在上海租界上演《梁红玉》、《桃花扇》等借古讽今的京剧,得罪了汪伪政权,遭到暗杀威胁,不得不去香港避难。
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大都含糊不清而又执拗不变。一生的光景中,只有最罕见、最个别的时刻的记忆,在我们周围游荡,余下的时间不过是数不胜数的间歇性空白。欧阳予倩霸道地占有了很多次的发言机会,他这一辈子很少为一个休止符打断过。可是好像也正因为这样,历史患了选择性失忆症,对欧阳予倩的印象变得模糊起来。似乎于欧阳予倩而言,多一样才干倒不如少一样才干来得安全和保险,这又不是三轮车,多一个轮子就比自行车来得稳当。
历史是先知先觉的人的一本传记。浑噩的人群中会在每个特定的时期,有人醒来。也许他的清醒与当时睡着的人群,并没有什么起因和结果的故事要发生,但是,他的出现却是为了遵循更为遥远或更为广阔的准则所打下的基础。面对这样的人,当时甚至以后的几个时代,都会感到很为难,它们并不是对他心怀敌意,而是不知道该怎么界定他、给予他公正的评价,只好采取临时观望的态度。
三
现在,欧阳予倩被关在我的手并不认识的一扇门后头,这座房子不但把他身后的名声扣留了,还把关于他在世时的细碎和琐屑放逐了。太多有关欧阳予倩的记忆,像贵重的金属一般,被历史上这位高明的化学家点着了,刺刺啦啦地燃烧一气,化成一阵不轻松的烟。
据欧阳予倩的女儿回忆:1949年春,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欧阳予倩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立即决定放弃在香港筹办电影公司的计划,离开了他的电影界同仁和学生,放弃了舒适的依山傍海的寓所,满腔热情地奔赴北京。
欧阳予倩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病,但他还是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1949年7月,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决定成立中国文联和文联各协会,并决定成立音乐、美术、戏剧等高等院校。1950年4月2日,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同年11月,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欧阳予倩上书毛泽东索求墨宝,毛泽东欣然为中央戏剧学院题写了校名。
刚来北京时,他暂时住在东华门南河沿翠明招待所,后来在筹建中央戏剧学院的同时,学院以数批白布置下了张自忠路5号(原铁狮子胡同3号的宿舍)。1949年初春,全家搬来,在此,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3年,直到1962年逝世。在这座房子里,欧阳予倩除了主持学院工作外,还撰写了《我怎样学会了唱京戏》、《电影半路出家记》和中国第一部舞蹈断代史—《唐代舞蹈》。
建院后,欧阳予倩兼任学院台词课教研组组长。他邀请语言学教授罗常培和老舍及几位台词教员来商谈台词课教学方针。他们共同确定以北京语言音系作为舞台语言。老舍说:“台词很重要,不能让话剧变成了‘话锯’锯观众的耳朵。”欧阳予倩还请语言大师侯宝林到学院讲课。他重视北京的民间、民族语言,将民谣、绕口令等都吸收到台词教学之中。还总结出中国话剧表演的两条基本经验:台词和动作是话剧表演的两根柱子;剧本是话剧的灵魂。
欧阳予倩终于刻出了一枚“中国制造”的印章。
四
20世纪50年代的张自忠路5号院非常热闹,曹禺、沙可夫和欧阳予倩是邻居,老舍、田汉、梅兰芳、郭沫若和世界各地戏剧文化名人,都曾在这里进进出出,中戏的副院长李伯钊(###的夫人),中午就在欧阳予倩家里“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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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3)
可是时代竟然就在迟疑不决的顾虑中,把欧阳予倩错过了。他是步伐太过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