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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启光与我在深圳采访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曾经干过泥水工。但后来，他们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启光更善于言辞、更知多识广，但两人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从言谈来说，老范健谈，但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宿命论的无奈，邱启光拙于言辞，但语气却非常倔强，从不认命；从经历来看，老范一直被动地任由命运之手推推拉拉，邱启光却从15岁开始就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20岁之前，邱启光在福建做买进卖出的零售生意都亏钱，他只能靠在建筑行业中零零星星干点儿泥水工的活来维生。真正使他命运发生转机的那一个“拐点”，还是他来到广东东莞以后；真正使他步入企业家行列的那一块“踏脚石”，还是他无奈时的维生手段：泥水工，而非他屡试屡败的零售业。

更重要的是，邱启光在东莞企石镇遇到了一位给他生意机会、教他如何经营的台湾老板，确切地说，邱启光的“第一桶金”就是在这位台湾老板协助下“淘”到的。但在邱启光看来，这位台湾老板还协助他“淘”到了经商营销、为人处事的无形之“金”。

邱启光这样回忆他如何从建筑泥水工转向钢结构生产：1998年，那位台湾老板的“两栋厂房之间要搭铁皮棚通道，让我做，我做了几千平方米的通道，那就启发了我，我就第一次接触到了钢结构。用钢结构去做通道，又方便，又快，又先进，而我们中国以前都没有人这么做。在那个厂，我做完通道后，那个台湾老板也鼓励我，说，小邱，你人品不错，又有事业心，我劝你，我厂里的活，你早晚会做完，你应该想办法，继续扩大你的业务。我很感谢这位台湾老板，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做生意的理念，后来，我又把在他工厂通过做铁皮棚通道所摸索到的钢结构知识，运用到后来自己生意的发展之中……”

彭雄兵与邱启光同岁，也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来自江西鄱阳湖畔农村的彭雄兵，原来曾想通过考大学的途径跳出农门，但因家境贫困，无法承担两人上大学的学费，所以他把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远离家乡，来到浙江温州打工。

彭雄兵目前在北京经营着自己的住宅电气设备公司，他在北京城内一家客户的办公室内接待了我。

彭雄兵回忆说，刚到温州时，他身上就带了200块钱，因为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露宿野外，“温州那个地方，气候与我们老家不一样，温州靠海，很潮湿，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没地方住，我们在马路上、桥下面都住过，蚊子也咬，蚊子咬了以后，浑身起泡，海水再一洗，身上都烂了。”

与彭雄兵一起去温州闯运气的两位老乡，受不了这种身心之苦，逃回了老家，也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爸爸，“我爸中秋节就给我打电话，说，别打工了，回来吧，回来干什么都行。我说我不回去。既然我走出来了，混不出名堂，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的。”

彭雄兵后来的确“混出了名堂”。当年在温州劳动力市场“趿拉着双拖鞋”找工的江西农村小“老表”，尝尽了人间的种种艰辛屈辱，但他凭着苦干、聪慧和“不安分、不认命”的雄心，多次在给人家打工和自己当小老板之间跳来跳去，最终辞去了一份收入不错、旱涝保收的宾馆工程部主管职务，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京，干起了“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的电器推销工作……

如果说早已成为亿万富翁的邱启光仍然带着明显的农民式朴拙的话，那么，我在仍处于向上攀升阶段的彭雄兵的言谈举止之中，却找不到任何农村出身的痕迹了。虽然彭雄兵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虽然他也毫不忌讳谈论他当年刚到温州找工时的窘境，但当他谈及他在北京七年“打拼”的经历、谈及他如今的业余休闲生活、谈及他对经商营销理念的理解、谈及他对京城各类“圈子”的分析时，他的遣词造句和他的感悟表述，与京城的“小资”或“中产”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3）

一句话，彭雄兵已经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完全彻底地“城市化”了。

彭雄兵与邱启光有很多不同：邱启光拙于言辞，彭雄兵侃侃而谈；邱启光脚踏实地，彭雄兵异想天开；但他们两人也至少有四大相似之处：同年出生；同样来自农村；同样不安分、不认命；同样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贵人”。

邱启光遇到的“贵人”是那位台湾老板，彭雄兵遇到的“贵人”则是“中国第一个胆大包天包飞机的著名农民企业家”王均瑶和他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黄耀。

根据彭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