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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但他眼中的困惑，却始终没有随着他不断吐出的烟圈而飘走。

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类工厂门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还是在“凤岗劳务大市场”出入的人，都是20岁上下的农村人模样的年轻人。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装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谈对象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在随后一个多小时的等人时间内，我就是以这种开诚布公的新方式，又与几位来自湖南、湖北、江西、云南的找工者聊了起来。

凤岗镇大概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

不过，尽管他们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却随着攀谈者人数的增多而浓重起来：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年轻的农村孩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涌入这个热闹但肮脏的南方小镇，自愿地投身于这些围着有形或无形铁丝网的工厂？

遗憾的是，大多数找工者行色匆匆，我只能与他们泛泛而谈，难以深聊。就在我试图向一位谈得还算投机的云南乡村青年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的手机响了……

“你在哪里？”我环顾四周，对着手机喊道。

“我看到你了。”远处一辆“摩的”向我驶来，后座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着手机，一手高高地向我挥舞着。

他就是吴胜发，《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我采访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向我介绍说，吴胜发来自江西余干县的一个贫穷山村，因家贫读不起书，所以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出外打工了，但他来到东莞后，从出卖体力的底层工人干起，踏踏实实，勤奋好学，如今已经混到了工程师和中层管理者的地位。“应该说，吴胜发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后补充了一句。

袁小兵与吴胜发是江西老乡，袁小兵曾写过一篇题为《异乡的机器，模糊了家乡的虫鸣》的报道，就是专门写吴胜发夫妇的。来凤岗镇之前，我也在网上详细读了这篇报道。

吴胜发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与我握手、问好。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虽然袁小兵说他年龄已经三十岁出头，但他笑起来，很朴实，甚至还有些拘谨，仍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与我刚刚攀谈的几位找工者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倒是与我想象中的“成功者”大相径庭。

“没吃晚饭吧？我请你吃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

“哪能让你请，还是我请你吧。”

争抢一番，他让了步。我们坐在另外一辆“摩的”的后座上，穿越傍晚时分凤岗镇那潮热、喧嚣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家东北菜馆。

等待饭菜上桌时，我才发现，他的笑容很有“欺骗性”──他其实很爱说话。他不断问我英国的情况，仿佛我是被采访者：他问了英国的住房、问了英国的医疗、问了英国人的收入、甚至问了当时中国电视报道的英国首相易人的新闻……他的问题那么多，以至于我无法“翻身”，找不到反问的机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脑子里却始终缠绕着一个问题：难道当时把吴胜发从熟悉的山乡吸引到陌生的工厂的牵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问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

离开那家东北菜馆，吴胜发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长的夜车路途中，我终于找到了“翻身”反问的机会。

不过，我发现，谈到自己时，吴胜发不像询问英国风土人情时那么兴奋，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语似乎一直没有“飞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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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3）

吴胜发自己的小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遥远，也因为经常加班，他每周仅仅与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共同渡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其余时间只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为什么不在东莞城区找一份工作？或者让你妻子来凤岗镇工作？”我反问。

“不容易啊，我们俩都很难找到收入、职位类似的工作。”车上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他此刻眉头紧锁。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不过一千来块钱。”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简称，没技术，也没“钱”途。而吴胜发现在是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妻子则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东莞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中，能混到这一步的夫妇，实属凤毛麟角，但代价就是“一家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