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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荆公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荆公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地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君实相公废除新法后，我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相公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地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我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赵兴陡然发难，令曾布无言以对。

是呀，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地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

这个数据曾布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新党想解释，就揭开了他们地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地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我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荆公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荆公本人。人都说王荆公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地概念却是一个省略地真相，因为王荆公的正直不包含他地儿子王，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譬如王，借助父亲的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的话说，王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地“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的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地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的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录地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赵兴从田税入手，细细一分析，揭开了变法地真面目。

但赵兴的话还没完，他接着说：“陛下刚才说要重新审视绍圣事迹——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家师（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荆公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荆公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