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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态度与和乐楼的欢畅气氛有点格格不入，此地谈论国事，场合不对、人物不对，方式更不妥当。然而，小皇帝听地入神，李师师装聋作哑，高俅则一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在场的两名太监心不在焉，于是，小房间里没人提醒赵兴——他一个当朝太尉，在此时此地，向赵乙这个大商人解释国策，是多么不合时宜。

满肚子不合时宜，这是王朝云对苏轼的评价。而赵兴一向所作所为，也符合这句评价。如今，当初说这话的西子姑娘已经病逝在岭南，满世界只剩下苏轼与赵兴这对不合时宜的师徒犹在。

皇帝是出来泡妞的，但赵兴却把这次泡妞行动变成了一场国事讨论会。他将王安石的新法一一进行评价，指出其中的优劣之处。别人评价王安石地新法，可能有所偏颇，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根据党派利益，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赞成而赞成。赵兴这个调和派的评价，恰恰带有这个时代难得的公正态度。

“王荆公不愧是学问大家，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人，所以他指出的时代弊病，无可回避，无可否认”，赵兴最后评价说：“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不是替百姓谋利，苏三丈说的不错，他跟王莽一样，就是借口变法而揽权，然而，当时地人对于变法地辩论结果，却证明变法的必须。这说明，王荆公在提出变法地理由之时，那理由确实无懈可击，以至于连司马君实（司马光）相公都不能否认王荆公说的有理。

然而，王荆公上台以来，所行所为却不是为了变法，变法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他将一切罪恶掩盖在变法这个借口下，排除异己，树立同党，不择手段的攫取权力。

方今天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王荆公没有说出变法的最根本理由，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是：我大宋已经到了商业社会，已经到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和时代。而我们许多祖宗之法，还停留在农奴社会，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寻求公正，遵守契约的律法，或者确立这样一个大原则，使得我们的社会稳步迈向商业时代。

神宗陛下当初没有做到这一点。哲宗陛下没有人清楚方向，当今陛下若想超越两位先皇，就需认清时代的大方向。

古人说欲速则不达，有些事情过于急切，矫枉过正，反而不妥，我刚才说过，商业文明进化到一定程度，他必然寻求公正。寻求契约精神，寻求诚信，所以我们无需拔苗助长。只需要给今后地时代确立一个大方向。

起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整个南洋都匍匐在我大宋的脚下，那片广阔的海域，就像我大宋的洗澡盆，任我宋人徜翔。与此同时，我大宋已经沐浴在商业文明之下百余年，大宋的百姓，大宋地子民、官绅已经深受商业文明的影响。开始自觉自愿的寻求公正。而民众自发的力量，比十所太学更能激励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的大潮面前，我们无需做太多的努力，只要给百姓指明方向，让他们在前进中不至于迷路，如此简单，已经足够了。做到这一切，就可以超越两位先皇，甚至超越三皇五帝。永远被我华夏子民铭刻在心里——此诚为万世未有之基业，是建立于我们民族心中的丰碑。

很小的付出，很小的努力，只要让大宋这条航船不至于偏离方向，让它依照列祖列宗留下地教导继续航行，我们就可以完成前所未有的辉煌。想一想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无法呼吸，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是这个时代地参与者。是推动这个时代的人。这份荣誉，舍我其遂。舍今上，有谁还有这个资格？“

赵兴的话，就像一副徐徐展开的画面，那画面里不光有大宋，还有世界；不光有现在，还有永远。在座的几个人都被赵兴的话引得两眼发亮。宋徽宗赵佶轻声嘟囔：“舍我其遂，舍我其遂，丰碑！千古未曾有的丰碑赵兴耐心的等待宋徽宗从激动中平复下来，但平静下来的宋徽宗首先问：”或有人议：太尉大人在广南养军过万，此诚为逾越朝廷体制，太尉大人怎么说？“

赵兴淡然地回答：“养军过万——养的什么军？我的回答是：大宋的军队。”

皇帝话题一转：“魔军三月初一进入皇宫，太尉大人可去观礼？”

“自当到场！”

“朱雀军留下的火器，可否发放其他禁军？”

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一名商人提出，但赵兴态度很恭敬的回答：“大宋火器，自当归于大宋。”

皇帝又问：“三月三，金明池开放。此刻，万国来朝，我皇宋也该有些新气象，听说广南奇珍异巧格外多，广南可否派一支队伍，向京城人士表演一下当地风物？”

“如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