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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人来过。中午刘晓冬打电话来，我告诉了他。他听了呆在那边了，我“喂”了几声也没反应，我对着话筒吼一声：“长途呢！”他在那边说：“完了，完了，这女人，我掐死她！掐死她呀！”

放下电话我没再去想这件事，就算真的跑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过了几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见刘晓冬在家门口等我。我说：“为那人就跑到多伦多来啦？”进了门他说：“等你都有几个小时了。我下午五点就到了。”他说着脸上显着亲热，象见了多久不见的老朋友，其实我跟他就那年圣诞节前说过一次话。我下方便面给他吃，说：“就干等了七八个小时？”他说：“我下去走走，又上来，上上下下也有十几个来回了。”我说：“现在知道热锅上蚂蚁的心情了吧！”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打电话回上海，我妹妹送她上的飞机。”我说：“老刘，我骂你又不好，不骂又实在该骂几句，是脑袋里灌了油腻还是怎么着，这么想不通，还飞到多伦多来找！什么玩艺，值不值得嘛！她现在就是坐在你面前，倒在你怀里让你搂稳了，明天她要走还是走，你用根绳子拴了牵着也不行，侵犯人权！钱送给航空公司还不如买几箱啤酒一醉，醒来就好了。她真是个天仙吗，身上哪里都雕着花吗？就把我们老刘坑成这样！”他说：“老高，说别人的事总是一口气的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己没痛在心里！她的事我办了一年多，联系语言学校，找经济担保，买飞机票，不怕你笑我，光身一个老爷们等这两年有多少想象你也该知道，就盼着这一天呢！完了，说完就完了！有些事真的就这么轻易就完了，不相信！”他吃了面在椅子上坐了抽烟，又说：“走之前我妈当她是儿媳妇了，把一个家传的宝石戒指给她戴上，在国内前前后后花了几千块钱，都是我牙缝缝里省下来的，寄给了她我心甘呢，谁知她就这样照我头顶一棍子！”我把毯子抖开说：“两个男的睡一床挺那个的，你睡地板上。”他点点头，问：“林思文呢，她还没回来？”我说：“总会回吧。”他说：“那边传说你们快离婚了，我想挺好的一对，上帝选着配人也难配这么好，不可能吧！”我不置可否笑笑。他掏出一叠信递过来：“你看，你看看，她写给我的。”我说：“不客气我就看了。”他说：“尽管看尽管看。”我顺手抽一封，他都丢过来说：“都看看，看了就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我说：“知道什么东西还飞到这里来找，天下总还另外有几个别的女人吧。”信上那火辣辣的句子烧得我脸热，目光都不好意思在那上面多停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在那美好的国度重温共枕同欢的旧梦”等等，看到这里我说：“姑娘倒挺会写的，也怪不得我们老刘搁不下来，火在心里烧了几年，说熄就熄啦？”他说：“我主要是怄不过，找到她让我使劲踢几脚，我就算了。”我说：“你都跟她睡过了，也该付出点什么，现在这就打平了。”他躺下去说：“不瞒老兄，出国前在一起前前后后也有两三年，要是有一间房子，早结婚了，要是有那间房子，访问学者我也不一定来了，一间房子！”熄了灯他躺在那里长吁短叹，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亮。

第二天上午我陪他去了移民局，坐在那里等到十点多钟，总算约见了他。他走到三号约见台去，好奇着我站在后面看。移民官听了他的申诉，到后面查了一会回来说：“This　girl　is　really　in　Toronto．But　she　doesn't　want　to　tell　others　whereshe　stays．We　can't　help　you。”刘晓冬急了，把头伸过去嚷着：“Tell　me，please　tell　me。”移民官摊开双手微笑着摇头。我跑上去拉他一把说：“没有用的，这是人权。”移民官又按下键报了下一个号码，刘晓冬急了，踮着脚把头凑得更近，用中国话骂：“他妈的你是什么东西他妈的你，怎么不保护我的人权。”移民官大为惊异，严肃地望着他。我不好意思，退到后面去。刘晓冬还在骂，移民官的脸色越来越严峻。我又跑上去拉他一把说：“骂人也犯法，他听懂了早就叫警察了。”他听了“犯法”两个字，马上就不骂了，气呼呼地“哼”着，似乎是瞧不起那不愿为他打抱不平的移民官。出了移民局到了街上，他又骂了起来，骂那女人，骂移民官。我说：“老刘，在这里骂你有什么用，听的人只有我一个。”他说：“我太气了我太气了！”他站在移民局门口不肯走，我抓了他的胳膊推他，那胳膊在不住地颤抖。

五十五

在六月里我搬到东区唐人街附近去了。一个上海人租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