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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丰八年赵顼去世、苏轼被召回汴京。到宋哲宗前期。这是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新法的所谓“元佑更化”时期。这时苏轼的基本政治倾向又发生了变化，他又开始维护某些新法，从而跟司马光等发生尖锐的冲突。这突出地表现在反对废除免役法的论争上。这场论争规模不小，在一些维护免役法的人物中，苏轼是最为激进地一个。

接着是宋哲宗“亲政”，到元符三年，这是变法派章悖执政、守旧派下台地所谓“绍圣”时期。这时苏轼长期被贬官在外。远离斗争的漩涡。最后他远谪海南。近于流放，并不由于是坚持“旧党”立场。而是因为封建宗派的打击。

一想到这些大时代的序幕就要拉开，沈欢又是彷徨又是激动，恨不能快快见识一番，脑子里总是浮现一幕幕熟悉的认知。苏轼的经历，是一面镜子，映射了北宋中期的大时代的始终，他不能忘怀，也不能不借鉴：从对王安石新法的关系来说，苏轼的政治态度有两次重要地转化：一是熙宁王安石当政时期，一是元佑司马光等执政时期。这两次转化，却成为一些后人指控苏轼为“投机派”、“两面派”等地全部根据。在封建的政治斗争中，人们政治态度的改变是经常发生的，为什么一发生改变就注定是“投机派”、“两面派”了呢？

苏轼每每把当朝的实权人物作为自己的论敌；“两面派”则以真假两面兼备、以“假”掩真为手段，而苏轼的那些攻击王安石、责难司马光地言论，昭昭在人耳目，彰彰载诸简册。苏轼在元佑六年地《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上疏六千馀言，极论新法不便”；元佑时，也因为坚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地信条，论“衙前差顾利害”，而“与司马光异论”。苏轼的这个自述，即可概括了他的一生情操。

但是苏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沈欢有时也这样问自己。

也许，这个转化决定于苏轼政治思想的深刻矛盾。他的自然观就充满着变革与不变革的因素，他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主张万事万物都只有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中才能求得生存发展。这也是刚才他把《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教条的原因吧。

直到晚年，他仍说：“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这样的自然观当然只能引出变法改革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受黄老佛释思想的影响，有时又消极了点，这就是他要求变革又害怕变革过“度”的缘故。

总得来说，苏轼变来变去，也不无公立的缘故。短短的片刻时间，沈欢想了很多很多，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在沉思，还是旁边的司马光轻碰了一下才回转过来，终于想起要回答欧阳修的询问了。

寒暑派是个好东西，至少还算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科学地说，又是辨证的关系。既然此刻的苏轼还是激进派，那么他沈欢不介意再一次把寒暑派的论调给宣扬出来！

“永叔先生……”沈欢顿了顿，“晚辈读书不多，说不出大道理，但至于说到朝政观点，晚辈觉得，有一句话不能不琢磨。那就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欧阳修喃喃念了几遍，他史册，当然清楚这话的出处：《晏子春秋》原文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典故就是：齐国的晏子到楚国，楚王想戏弄他，故意将一个犯人从堂下押过。楚王问：此人犯了什么罪？回答：一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就对晏子说，你们齐国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栽到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

沈欢又道：“我大宋天下疆土万里，风土人情，皆是不同，朝政策略，放之此地也许适宜，放之彼地也许就不适合了，是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试问只能适应一地的政策该推行天下吗？是以晚辈深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道理，至于朝政，不敢不谨慎小心！”

欧阳修呵呵笑道：“子贤这话说得就有点无赖了，两面皆立，谁也不得罪。”

沈欢正色道：“也许是无赖了点，但天下大事，又岂是三言两语可以决定的，更不是想当然耳的！孔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