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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汗,没有办法,竟把展得功三个字拆了开来,添上一个“奇”字,凑成“展得奇功”。我和邱先生当时就问他:“为什么把人家名字给拆开来,还要另外嵌上一个字呢?这一来还成个人名吗?这可来不得!”
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曰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这时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入,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惟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曰“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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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剿白狼(4)
函谷关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为石所砌成。顶上另外矗立着许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头般大小的石子结晶而成,名曰“拇指石”。这些大岩石,看去绝不像天然生长的,但又如何搬上去的呢?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据说万千年前,这儿是黄河底,后来却变成了山岭。所谓“沧海桑田”一语,想来总不是虚构的了。
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系。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了。
在潼关休息了一天,继续向长安西行。走到华阴县境,又接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警卫军第一师改为第七师(陆将军自兼师长),中路备补军改为第三旅,我带的左翼第一旅改为第十四旅。改编了不几天,由北京派来了大批的人员,谋求位置。说起他们的资格,都是顶呱呱的,有从日本士官回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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