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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在我们一次出差海湾地区后回国途中，我坐在迪克·切尼的旁边，重新提起了我喜爱的一个话题。我曾下令联合参谋部就战术核武器的用途进行研究。联合参谋部的建议是放弃由火炮发射的小型核武器，因为它们容易引起麻烦，需要很多钱才能使它现代化，而且在当今常规武器精度很高的情况下用处不大。我将研究报告发给四军种参谋长，因为它的结论影响诸军种联合军事原则。卡尔·沃诺——我的老伙伴、老知己和拥护者——在许多问题上支持我，但卡尔还有更深的忠心。核武器事关炮兵的声望地位。我是在要求他的兵种自我放弃一部分。卡尔这位美国陆军的资深炮兵不打算主持拆除其核武器的工作，他想将其他军兵种首脑联合起来反对该建议。报告送到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部门——里根时代强硬派的避难所——他们从保罗·沃尔福威茨直至下面，全盘否决了它。不过，这是我在飞机上拿出来并交给切尼的建议，那是一份切尼的特别助理戴维·阿丁顿在上面写满了批评语句的文件。切尼发出哼声，但他开始看了。

“我知道你看到那几位参谋长合起来以4票对1票反对我，”我说，“所以否决我易如反掌。但是不要担心，我明年再提，因为我在这一点上是对的。”

迪克看着我，感到茫然。“我的文职顾问没有一个支持你。”他说。

我取笑说：“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像您一样的右翼死硬分子。”切尼笑了，并继续看下去。我们回到华盛顿后，他拒绝了我的建议。

切尼在核问题上并不是死脑筋。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远见。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他命令他的文职分析人员以新的眼光研究单一统一作战计划中的核目标。实际上，切尼提出了一个40年来没有得到满意回答的问题：多少数量才足够？他的参谋人员发现事情正在本末倒置。每次一种新的核武器系统研制成功，制定单一统一作战计划的人员就另寻新的打击目标，并且达到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程度。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将把一枚弹头对准一座苏联桥梁，而市政厅只隔几个街区之遥。根据当时的计划，单单乌克兰首都基辅就有近40件武器对着它。在华沙条约解体和东欧各国成为民主国家后，五角大楼就取消针对东欧的目标问题发生了一场大辩论。切尼和他的文职分析人员彻底改变了长达40年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想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核打击目标。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达成协议，不再用核武器瞄准对方了。

海湾战争后数月，即9月5日，在国家安全班子的一次会议上，布什总统敦促我们就军备控制问题提出更新的思想。到这时，海湾战争胜利之花已部分凋谢。我们又回到超级大国的角逐场所，在苏联发生未遂政变后，这里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想看到在核裁军问题上的一些新的主意，”总统说，“我不要高谈阔论。我要实实在在的建议。”

不几天，我们就制定了一份建议，它远远超出了我曾敦促的取消火炮发射的核武器的范围。建议的范围无所不包。取消短程核武器，像陆军的“长矛”导弹。停飞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已经值班32年之久的轰炸机，并卸下其核武器。除了三叉戟核潜艇上的战略导弹外，从所有舰艇上都卸下核武器。拆除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仅保留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大胆地关闭尽可能多的“民兵”导弹发射井。这一次对急剧变化的世界作出反应的四军种参谋长署了名，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强硬派分子也署了名。切尼准备顺着变化的风向而动。没出三个星期，布什总统于9月27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些单方面裁减核武器的建议。

在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我国武装部队拥有2。3万枚作战核武器。在我们自己提出的倡议与裁减战略武器会谈条约之间，我们应在2003年前减少到8000枚弹头，即减少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虽然布什总统任命我担任第二届两年任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萨姆·纳恩——他支持制裁并反对战争——设法确保我得不到例行的重新确认。听证会持续了两天，在会上，纳恩批评我与鲍勃·伍德沃德的讨论，就如伍德沃德书中报道的那样。我不否认同伍德沃德谈过。政府中有许多人也同他谈过。会谈不是什么秘密：切尼和我也经常谈起这些会谈。纳恩还试图证实，对于延长制裁政策，我同他持有一样的观点。我提醒他，我们实行制裁几近6个月，而它未能打动萨达姆·侯赛因（在随后的4年中也没有）。是否实行更长时间的制裁是一个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