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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例子，伊克尔提到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设想的巧妙与日本人对如何结束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一事的极少考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克尔的看法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复印了一些主要章节并将它们分发给各军种参谋长、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是在打一场目的有限和任务有限的有限战争，它的目的即将实现。我认为，负有责任的人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

2月27日下午，奥蒂斯·皮尔逊驱车送我去白宫参加“八人帮”的每日军事情况通报会。重型装甲防弹车卡迪拉克令人放心地紧贴路面前往，转过五角大楼巨大的停车场，开上27号大道经过纪念大桥，进入华盛顿。一路驱车前行途中，伊克尔书中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斗常常远远地超出了‘合理’推算指出的战争应当结束的那个点。”

早上，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谈过，我告诉他，我感到我们正在接近结束阶段。战俘快要达到7万之众。萨达姆已命令他的部队撤离科威特。最后一条主要出逃路线，即从科威特城伸向伊拉克巴士拉市的四车道公路，变成了我军飞行员的射击靶场。道路上挤满了出逃的士兵，到处杂乱地弃置着近1500辆被烧焦的军用和民用车辆残骸。记者将这条道路称做“死亡之路”。

我对诺姆说，我得尽快就停止战争的时间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我还补充指出，电视报道渐渐地认为我们在为了屠杀而进行屠杀。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诺姆说。

我问他需要什么。“再给一天就成。”他回答。到那时，他就可以宣布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能够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了。而且他补充道：“你想到没有，如果我们明晚停战，地面战斗将持续5天，可以叫做‘五日战争’，听起来怎么样？”

由于这比1967年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的著名战争少一天，我说：“不坏，我没有意见。”

下午2时左右，我驱车进入通往白宫西翼的大门。奥蒂斯接我下车，把车停好，而且在我等候在休息室中时，小心翼翼地给我送来了一只大型黑皮地图箱。我上楼梯左转，经过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以避免穿行接待室。说不准会在那里遇到谁，从苏联大使到女童子军代表团都有可能。一名空军军官布鲁斯·考曼少校——总统的私人助理——帮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架好图架，图架面对着壁炉。

乔治·布什情绪乐观，精神轻松愉快。“八人帮”再加上斯考克罗夫特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哈斯，围坐在壁炉的前面，形成通常的U形。有人就总统把点火任务留给专门人员去管之事开了个玩笑。在数天前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布什亲自点火，但没有打开烟道。椭圆形办公室顿时烟雾缭绕。报警铃响了。特工人员飞奔而来，把门打开，2月的刺骨寒风从玫瑰园中直往里灌。

这天上午，我打开激光指示棒的开关，开始描述战况：海军陆战队和哈立德亲王的阿拉伯部队在科威特城内，第七军正在紧缩对企图逃出科威特的伊军的包围圈，只有共和国卫队仍在进行顽抗。在西面，第十八空降军已进至伊拉克纵深的幼发拉底河畔。我在结束军事态势的说明时说：“总统先生，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伊军垮了。他们现在企图所做的事就是死里逃生。”

我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解放科威特，这一目标我们已经实现。总统从未表示过任何超出这一授权范围的愿望，尽管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严厉的口头谴责。我们目前掌握着道义的制高点。如果我们的战斗超过弗雷德·伊克尔曾经提醒的“合理计算”，我们就会丧失这一制高点。而且，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奉行武士的准则。“我们不想被人看成为了屠杀而屠杀，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是大功即将告成。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谈过。我预计到明天的某个时候事情将安排停当，而且我也许将向您提出一项停止战斗的建议。”

总统说：“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今天结束战争呢？”他使我感到意外。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内的人，补充说道：“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这件事，由于这些残杀情景，我们正在开始背起某些不可取的社会包袱和政治包袱。你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为什么不结束战争呢？”他说他可以今晚就在广播中